作者：胡丹

导读：“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王阳明先生何以这样说？作者通过阳明先生一生的经历来为我们解说阳明先生的临终遗言。

这句话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生故事。阳明先生是明代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少有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然而，在中国没有方向的舆论场中，他的身世和清誉却也是大尺度地沉浮，曾经高达浪尖潮头，也被人置于水底泥沙。

明史学者胡丹的这篇文章，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读懂阳明先生、读懂中国。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57岁的王阳明在两广总督军务时，旧患咳痢之疾突然加剧。他有很不好的预感，于是在上疏“请告”（请求离职）后，不待“廷报”，就自作主张，坐船自梧州经广东韶、雄北行。打算一边等待朝廷批准，一边往家赶。当他离粤时，门人布政使王大用害怕路上有变，专门为老师备了副棺材，随在舟后。

十一月二十五日，舟逾梅岭至江西南安。府推官周积闻师至，前来拜见。阳明起坐，咳喘不已，自谓“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由于病势骤剧，阳明在南安一停五日，无法前行。至二十九日辰时，召周积入舟，已不能语。久之，开目视之说：“吾去矣。”

积泣下，问：“先生有何遗言？”

阳明微哂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顷之，瞑目而逝。（《阳明先生年谱》）

上面这段记载十分感人。阳明自知不起，召门人来见，当是有所交待，不料话到嘴边，却不禁自笑（“微哂”），一个字都不想说了，唯带着一颗光明开悟的心离去。

讲学家似不当不言。然阳明临终，因何欲言又止？“微哂”之意何在？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一幕，十分关键，但历来讲解者多不得要领。本文且就着“言”与“不言”的引子，从阳明后半生深溺“言不信之地”的境遇，对他的临终遗言作出分析。

一

临终前，阳明可能已预知到身后将发生什么。微微一哂，其实是无声的苦笑。

在去年（嘉靖六年）五月重获起用前，阳明在家赋闲已达七年之久。

自“今上”即位以来，不断有朝臣推荐他，有荐他入阁的，有荐他总督三边、出掌兵部的，可皇帝一概不准。这次命他往征粤西，也是事出无奈。盖因思恩、田州迭遭土官之乱，朝廷调集四省官军围剿，终是师老无功。这才从大学士张璁、桂萼之荐，准他出山，去西南几千里外料理这件棘手的烦难事。

阳明深知皇帝对他有成见，但可能不知道成见的症结何在。他与那位二十出头的年轻皇帝，一次都没见过，如何让紫禁城里的最高统治者心生厌憎的呢？

过去几年，时局纷扰，为了由外藩入继天位的嘉靖皇帝生父母的封号问题，吵得天翻地覆。在这场名为“大礼议”的政争浪潮中，原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下台，保守派阁部大员或贬或逐，而皇帝的支持者、被称为“议礼新贵”的张璁、桂萼辈强势入阁，“赞礼派”纷纷跃居高位。

参与大礼议的活跃人物，多有阳明的门人和好友，他们对大礼的态度，并不一致。如好友席书、霍韬与门人方献夫、黄绾、黄宗明等，“以议礼得幸”。为此翰林院编修王思公开宣称，“羞与同门方献夫为伍”；邹守益、王时柯等门人还参加了嘉靖三年著名的左顺门哭谏事件，为此遭受廷杖，王思受刑不过，被活活打死！

当朝臣因为议礼而分裂时，在越中大开讲席、声望日隆的“王夫子”，却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大臣霍韬、席书、黄宗贤、宗明等“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当时赞礼派遭到激烈的反对，处境艰难，急需理论支持。阳明不言，他们从宋儒欧阳修那里找到了依据。当“大礼”尘埃落定后，欧阳氏乃被抬入孔庙陪祭，得到当世的巨大报偿。不妨设想，假若阳明趁时而鸣，公开发表赞礼意见，力挺急于当孝子的皇帝，他将得到什么？反过来再想，他讲学名气那么大，却在大家争得不亦乐乎时，一言不发，又会给皇帝留下怎样的印象？

阳明受命起复后，在给霍韬的信中，针对他“不言”的质疑回应说：“往岁承你以《大礼议》一文见示，那时我方在守丧，心中虽然赞同却不便奉复。既而席书也有信来，使者非要拿到回信才肯离去。我不得已，草草作答，大意认同其说，只是认为，其时典礼已成，当事者（即保守派）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如姑且相与讲明于下，等信从者多了，再缓图之。”

霍、席皆为赞礼健将，也是阳明好友。从阳明复书可见，他对前者是持同情态度的。他不发声的原因，除了典礼已成，再言徒益纷争，还因“议论既兴，我身居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

阳明置身事外，比局中人看得更清楚：两派所争，明为伦理，实为权利。他的表态将无济于“明理”，只会帮助一派人击败另一派人，而无论如何，他的一部分弟子和好友都将受到伤害。他希望大礼之争，能“委曲调停，渐求挽复”，而不至决裂，朝政大坏。

在权势之争中，理常输于势，对此阳明有切身之痛，作为受害者，他形容自己“身居言不信之地”。

二

阳明不是生来就老成能忍之人，即便在壮年，经历了三年“龙场之谪”的磨难，依然不失豪爽之气，有话辄说，有屈即辩，这是他的本性。

在好友陆深为他父亲王华所写的《海日先生行状》里，记了这样一件事：阳明得罪大太监刘瑾遭杖谪后，王华也因不肯向刘瑾屈服谄媚，被勒令致仕。这时，有人拿王华同年好友之事做文章（古人称同科中举者为同年），对他加以诬毁。人们劝王华上疏自白，他却不然：“此事因我同年而起，我若辩白，是讦我友矣。谣言焉能污我哉？”竟不自辩。阳明复官回京后，听说了这件事，很替老父不平，便要具本奏辩。王华忙驰书制止他，说：“你以为那是我平生大耻吗？我本无可耻，你却无故攻发我好友的阴私，反为我求来一大耻。”他还批评儿子说：“别人都说你的智慧过于我，我还真不信呢！”

此事详情已不可知，但阳明既急于替父澄清，则定是关系到王华声誉的大事。可是因为牵涉到同年好友，王华不愿令旁人蒙羞，遂采取了清者自清的坦然态度。

那时阳明年近不惑，且在贵州讲学，已揭出“知行合一”之旨，开始获得较大的反响。可在这件事上，还是不如其父开霁大度。心知不平，便要鸣，道理不明，便要辩；鸣与辩，即是行。从其盛年激扬，到临终纵负万千枉屈，亦一言不辩，唯以光明开示后人，连接这两头的，正是他十几年的入世与修行。在这个过程中，阳明深感“居言不信之地”的痛苦。

三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夏，王阳明首树义帜，平定江西宁王之乱，一举成天下大名。

宁王朱宸濠早有不臣之心，两年前阳明奉敕督兵南赣，按照兵部尚书王琼的用意，就是布设在宁王背后的一柄利剑。果然，当宁王于南昌骤叛后，阳明从上游发兵，只用了四十多天，就生擒叛王，平定了明代中期的一场大乱。

可是平乱之后，功赏不行，“谗言朋兴”，立大功者反而“几陷不测”。朝廷派来的太监张忠、大将许泰，对阳明百计构陷，甚至诬陷他与宁王“交通”（勾结之意）在先，后乃趁一时之变，权衡两端，侥幸成事。

为了挖出阳明“通濠”的黑材料，他们把阳明门人冀元亨抓起来，严刑拷打。一时“谗邪构煽，祸变叵测”，成为阳明一生最为惊险的一段时期。

直到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继位，权奸下狱论死，冀元亨才获释出狱，但他脱难仅仅五日，就因伤重去世。

一年多来，阳明承受着“通濠”的污名，这比他父亲所遭受的误解不啻百倍，他却连自辩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委屈”适成他学问精进的最大动力，正是在这一年，阳明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对此他深有感触地说：“自经（朱）宸濠、（张）忠、（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往岁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

在正德晚年那个黑暗时代，奸佞当道，是非莫明，阳明陷溺于言而不信之地，只好痛自隐忍，不敢自明。如今新君继统，新政肇始，张、许等冒功滥赏之徒被处理，阳明“平宸濠之乱”的首功也得到追叙，京里还传来消息，说新君有意召他上京，将有重用。

阳明虽有良知可恃，此时益难以“忘患难”了，他还是忍不住要“言”，于是写揭帖遍递六部及都察院，为蒙难的门人“伸理”鸣冤，说到底也是为自己的泼天之冤辩白——他虽然得到“新建伯”的封爵，但对“通濠”之诬，朝廷还没有正式为他平反。

可是由于首辅杨廷和与尚书王琼关系恶劣，而阳明是王琼重用之人，为此遭到杨的嫌忌；“大臣亦多忌其功”。为阻止阳明来京，当道者借口“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仅改授他为南京兵部尚书。而随阳明“起义”的同事诸臣，却在杨廷和主持的“考课大典”中，被以各种理由加以黜革，昔日大忠大节及其功次一概删削不问。

阳明“痛心刻骨，日夜冤愤不能自已”，他连上几疏，希望“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他甚至还非常“不明智”地替已经削职为民、发配甘肃的罪臣王琼争。这是阳明一生最后一次“大鸣大放”。

他这么做，深深得罪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当道”之人，使他在新朝依然不改“言不信”的困境。他的争辩，无人理睬。阳明大失所望，心灰意冷，遂借父丧（王华于嘉靖元年二月病故），挂冠归越。他走了，伯爵之封也成了一纸空文，应授的铁券和禄米都没给他。

四

三年后，阳明守制（守父母之丧）期满，例应起复为官；而杨廷和此前已因在大礼议中与皇帝意见相左而遭罢相去位。可是对廷臣的“交章论荐”，内廷仍然“不报”（指对奏疏不予理会）。已升任礼部尚书的席书气愤地说：“今诸大臣多中材，无足与计天下事者。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他请皇帝召阳明入阁辅政，“无为忌者所抑”——席书所称“忌者”，直指首辅费宏，他对阳明的推荐，实际上暗含了伐异的私心。不久，老臣费宏在赞礼派的严攻下踉跄去位。

其后几年，阳明安坐清凉的阳明洞里讲学，不以不能复出为失意。他对形势看得太明白了，深悉赞礼派在大礼议中大获全胜，不是时局安定的开始，它将引发更大的权势之争，时势未有宁息。

“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阳明在嘉靖六年给门人黄绾的信里写道，“近见二三士夫之论，始知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间闻有口从面谀者，退省其私，多若仇雠。”在信的末尾，他慨叹说：“病废之人，爱莫为助，窃为诸公危之。”

尽管此时他已奉敕出山，却依然一副置身事外的口吻，仿佛打定主意，待功成即身退；在信里，他还对江西功赏不明表达了耿耿于怀的态度，大约担心此次南征，恐不免重蹈覆辙——没想到竟被他不幸言中了！

阳明于当年年底到桂，指挥部署，迅速抚定思、田，并藉收服之众，乘势进兵，将多年的贼巢八寨、断藤峡一鼓荡平，功成只在数月间。

阳明的表现，怎么说也是有声有色，虽说因为病重，不待朝报就离职而去，可这点“任性”和他的勋劳比起来，似应谅解；何况他刚出粤境就去世了，已证明他在请告疏中对自己病情的描述非虚，朝廷怎么也该讲点人情不是？

可是，当阳明病故的消息传到北京，嘉靖帝非但没有惋惜，反而“令吏部会廷臣议故新建伯王守仁功罪”——说是功罪一起议，可从皇帝的态度来看，他要议的，主要是“罪”，不是功。

据《明史》说，当断藤峡捷书到京后，嘉靖帝就曾写手诏给首辅杨一清等，指责王阳明奏功夸大，并论及其人品和学术，对他作出了近于全面否定的评价。史云“一清等不知所对”。事实上，杨一清和他的前任费宏，都曾以阳明“好古冠服，喜谈新学”为由，反对召他入阁辅政。老派大臣在学术上对阳明的偏见，与皇帝并无二致；而赞礼新贵中，也有要员对他心怀嫉恨。

此事还有内幕，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里有详细披露。他说，要“害”阳明的，主要是大学士桂萼。当阳明讣至北京时，桂萼故意将他亡故的消息按住，却拿他“擅离职役”做文章，指责其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同时还“旧账”重提，诋斥阳明昔日擒宸濠军功冒滥，“乞命多官会议”。（“会议”又称廷议，是明代集体议政的一种形式，参与者包括勋戚、内阁、部院司寺大臣及科道官员。）

起初一力推荐阳明的，是大学士张璁，桂萼是被迫附议。两广捷音到京后，张璁“极口称叹”，说“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马上向皇帝推荐，要取阳明来“作辅”——也就是入阁之意。新贵桂萼和老臣杨一清都不高兴，于是嗾使锦衣卫指挥聂能迁诬奏阳明托黄绾送给张璁金银百万，才得以复出。

此事内情十分复杂，还牵扯到张璁与杨一清的首辅之争，故黄绾的回忆有其局限性。另一说称，聂能迁因在大礼之后不得升职，怨望不平，遂嘱人草疏，“论新建伯王守仁贿通礼部尚书席书，得见举用，词连詹事黄绾及大学士张璁”，张璁怀疑杨一清庇护聂能迁，遂彼此攻讦。

论阳明“功罪”的廷议，由桂萼主持，在吏部举行。所议之“罪”，包括“党逆”宁王（这个罪名比“交通”更甚），在江西放纵军士，屠戮无辜，私藏南昌府库财宝，以及新近在广西恩威倒置、举措失当等。最后只有讲学成为唯一被“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