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的“缘情”说是继曹丕“文气”说和“诗赋欲丽”的观点之后，提出的对中国诗学影响极大的诗学观，它突破了西汉以来的经学化的“言志”说，更加注重诗艺的审美特征和审美的自觉。诗之美，实质上就是诗人情感之美。“情”是诗歌生命力的美感表现，可以说，陆机是中国诗学史上自觉进入诗歌美学命题的第一人。由曹丕到陆机，由“诗赋欲丽”到“诗缘情而绮靡”，中国的诗歌经历了“缘事而发”的自然言情，到“以道制欲”的“止于礼义”之情，而进入到自觉自为的情感审美和情感体验及表现等阶段。诗人们自觉地发掘与表现自己富有个性化的独特情感。陆机于他的《文赋》中铸就了“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总结和揭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规律，并于创作实践中加以体验。“缘情”说不但体现了太康诗人的创作风貌，而且造就一代文学之美。陆机的诗歌很少在“缘情”上着力，对“绮靡”则刻意追求，因而形成讲究文辞工美的华丽诗风，将诗歌创作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使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诗缘情而绮靡”揭示出纯诗艺的本质特征：缘情和绮靡。前者属于“情”的问题，后者属于文辞美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成为了贯穿陆机美学思想和诗学观最根本的东西。具体说，“缘情”是讲诗艺的本体。关于“缘”，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其本义指“衣缘”，可引申为“因缘”。“缘情”就是“因情”，也就是说诗是由情而产生的。但陆机的所谓“情”，有别于儒家的伦理化了的情感，即有别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情”。在传统的诗学观中，虽然“诗言志”里也含有“情”的成份，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之“道”。因此，所谓言志，即言“道”、“载道”，这当中的“情”只是次要的，从属于“道”的。《乐记》里虽然也强调“情”，但更注重“反情以和其志”，在《毛诗序》里同样把“情”置于从属于“道”的地位，诗歌所抒之情要符合儒家最高之道。陆机所说的“情”虽然也要求符合儒家礼义，但在陆机所处的时代，“礼义”的地位大为下降，而个体对人生的感慨依恋之情被推上了重要的地位。这时的“情”，已经不再是从属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感情。陆机所强调的“情”，指的是对人生的感慨、哀伤、爱恋、追求之情，而且包含着对自然美的欣赏之情。所以“缘情”说中的“情”，属于审美艺术感情。“缘情”这个词语，在陆机的作品里经常使用。《叹逝赋》说：“顾旧要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隤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思归赋》又说：“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思归诗》也说：“悲缘情以自娱，忧触物而生情。”这些“缘情”用语的含义，与《文赋》中的一样，都是指审美的艺术感情。

“绮靡”是诗艺上对审美性质的要求。“绮”，《说文解字》曰：“文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谓缯之有文者也”。“缯”是丝织品的总称，“文缯”就是精美的丝织品。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中“贾人无得衣锦绣绮縠紵罽”句说：“绮，文缯，即今之细绫也”，这里引申为文彩美丽。用丝织品的美来喻文彩的美丽常见于汉人的文中。“靡”，《说文解字》曰：“披靡也。”段玉裁注云：“披靡：分散下垂之貌。凡物分散则微细，引申谓精细可喜曰靡丽。”由此可知，“绮靡”是同义重复，是指丝织品的精美可喜。不过“靡”的本义为多、泰、盛，因而“绮靡”可解为文彩美丽繁盛。李善《文选》注释“绮靡”为“精妙之言”，明代张凤翼《文选纂注》则曰：“绮靡，华丽也”。唐代芮挺章《国秀集序》说得更明白：“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因此，以“绮靡”说诗，更强调了“丽”是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有人把“绮靡”解释为“侈丽”、“浮艳”，但陆机的《文赋》是反对“徒靡而弗华”和反对“妖冶”的。有人又把“绮靡”分开析为：“绮”指文辞；“靡”指声音。但陆机于此不是讲谈话，而是论诗文的艺术。从《文赋》中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看，“绮靡”所指的文彩美丽繁盛，也包含音韵美在内。

应该注意的是，“缘情”和“绮靡”是陆机诗学观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陆机在强调诗因情而生的同时，也强调诗歌语言必须文辞美丽繁盛，这是内容与形式间的统一。情真、词美才是好的诗作。这种诗学观显然受魏晋时风的影响。魏晋士人既重“情”的深切高远，又重“文”的光彩美丽，《世说新语·品藻》曰：“孙兴公、许言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可见，“高情”与“才藻”是当时所讲求的两个重要的东西。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正是把“情”与“才藻”统一在一起而言的。（作者颜建华系《安顺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