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游宇明

自古以来，国人就极有清官情结，清官情结推崇到某种高度，就成了对仁爱之君的膜拜。

皇权本质上是靠权力维系的，因此历史上的仁君并不多，只有唐太宗、建文帝、康熙帝等少数几个人可以够得上。唐太宗、康熙帝的仁爱是否出于本心，我不敢肯定，因为在他们夺取或维护权力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他们的残忍，但建文帝作为仁爱之君却是货真价实的。

建文帝朱允炆非常孝顺长辈。他14岁时，父亲朱标患了重病，朱允炆昼夜守在父亲病床前。两年后，朱标病逝，朱允炆茶饭不思，憔悴得可以被风吹倒。看到自己疼爱的孙子变成这个样子，朱元璋老泪纵横地说：“而诚纯孝，顾不念我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遗诏命朱允炆继承大统。按照古礼，祖父或父亲去世，子孙得守孝3年。但因为朝中事务复杂，皇帝守孝是采用“以日易月”的方法，即天子守孝一天按一个月计算，这样天子守孝满36天就相当于守孝3年。然而，朱允炆想到祖父对自己的慈爱却伤心不已，他下诏书说自己要为祖父实打实地守孝3年。

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国君是舟，老百姓是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为君者应当善待老百姓。这种话其实许多当皇帝的都说过、听过，却少有人真正当回事，建文帝却是少有的用心实践的人。元末，苏松地区是张士诚的“根据地”，张士诚在此地多施仁政，深得当地百姓拥护，据说当年朱元璋攻打这个地域打得特别辛苦。开国后，朱元璋对这些地区报复性地课以重赋，每亩地征税2~3斗，而且规定“苏松人不得官户部”。其时苏松耕地只有天下的1/88，缴纳的赋税却占到了全国的9.5%。朱允炆即位后，下诏大幅减免苏松赋税，将征收标准降到每亩不超过一斗，同时允许苏松人入户部为官。明初法律极其严苛，触犯法律者动不动就会被处死。朱元璋颁布了整套法典还嫌不够，又不时用“诰”的方式给法典做补充，同时用“榜文”发布典型案例。要求《大明律》将这些“诰”与“榜文”收在附录里，作为审案的依据。朱允炆觉得祖父制订的法律过于严苛，“诰”与“榜文”中定下的惩罚条款尤其如此。他先是劝说祖父取消了73条这样的条款，即位后，又禁止以诰文为依据审判案件，同时停止公布榜文，实际上等于进一步修订了法律中的严苛条文。

皇权是很排他的，它需要的是一权独大，以便保证子子孙孙享受荣华富贵。朱元璋建立政权后，为了牢固控制国家大政，将儿子派到各地做诸侯王，这在他掌权的时候不会出大的乱子，毕竟他是父亲，有着巨大的伦理与道德优势。然而，轮到建文帝执政，这些诸侯王都成了他的叔父，他们就不把皇帝当回事了，有的诸侯王在封地为非作歹，让建文帝忧心不已。在齐秦、黄子澄等人的建议下，建文帝决定削藩。他先是将周王、岷王、齐王、代王等废为庶人，湘王朱柏才能出众，性情也很激烈，在得知朱允炆要抓他时，携全家老少自焚而死。湘王的极端行为极大地惊吓了善良的朱允炆，他开始后悔以前的削藩。甚至在朱棣起兵作乱时，还要求官军不得伤及朱棣，“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

对于臣子，朱允炆也很讲仁义。朱棣作乱时，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声称自己是“靖难”，而且仗打得越久，官方丢的地盘越多，换上别的皇帝，早就以处死齐秦与黄子澄为代价与对方和解，但建文帝不是这样，虽然一度他表面上也要求齐秦、黄子澄离京，实际上却是派他们外出秘密募兵。李景隆受命统帅50万大军与朱棣作战，屡战屡败，白沟河一役更是败得惨不忍睹，官军被斩首数万，溺死10余万。然而，李景隆的错犯到这种程度，当初推崇李景隆的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请求诛杀李景隆以谢天下，建文帝依然不忍心治他的罪，后来甚至还将与朱棣和谈的重任托付给他。建文朝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大批文武大臣在大势已去之际甘于赴难，就与朱允炆的为人有关。

有人认为建文帝毁于仁爱，我不这样看。仁爱是可以凝聚人心的，方孝孺等人后来的作为即是一种证明。我觉得建文帝的错主要有两点：一是缺乏远见，二是不会用人。假若建文帝对削藩不是那么温文尔雅，而是一鼓作气“将革命进行到底”，朱棣未必能闹出后面那么大的动静；假若建文帝及时发现、选拔各种优秀的军事人才，统兵之才不会那么缺乏；假若他对自己手下的军事将领不是毫无原则地包容，犯了那么大的错依然不加处理，他的官军也不至于败得那样离奇。

在我看来，真正毁掉建文帝的不是他的仁爱，而是不让他好好施仁爱的皇权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