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刘俊凤

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万岁！”到21世纪初“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中国共产党在9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大量标语口号。这些供口头呼喊的、带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史的文化符号，不仅印证中国共产党充满曲折的发展历程，也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标语口号这一宣传手段运用得极为娴熟和积极有效[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还进一步从政治口号的变迁探讨了政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2]。还有学者从语言学、历史学、传播学角度对标语口号的宣传功能、标语口号的历史脉络和政治现实进行探讨和解读[3]。这不仅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也为我们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党史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不同时期均运用相当数量的标语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向大众传递政治文化观点的有效通道。不同时期的标语口号携带着不同密码的政治文化符号，创造和解读密码的过程，正是“编码者”(中国共产党)和“解码者”(大众)双方在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的互动和发展，并形成独有的政党历史文化的艰难历程。

一、党史文化符号的元语言变迁

文化符号的产生及其应用，就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4]。符号信息的发出者，即编码者，在2012年8月首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的主旨演讲提出，党史文化体现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从广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研究、运用、宣传党的历史的过程和结果。依照符码对符号信息进行“编码”，意义被编织进符号文本；符号信息的接受者即解码者，对符号信息进行解码，信息转换成意义，进而引导解码者的文化行为。通过编码和解码使得信息传递的关键在于“符码”，双方能够共同解读符号意义的“密码集合”，在符号学中称之为“元语言”。与其他符号(比如密码电报、数学公式、交通标识等等)不同的是，文化符号的元语言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因此，文化符号的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是否能够就同一个文化符号产生出趋于一致的解读，最终体现在双方使用的元语言之间是否产生交集甚至是认同。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标语口号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信念宣传手段之一，也是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之一。不同时期标语口号的变迁，不仅体现了口号本身语言特点的变化，也体现了编码者和解码者在社会实践层面沟通程度和方式的变化，更体现了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变迁的过程。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标语口号呈现如下演变特征：

首先，标语口号有一个语气从强到平、词汇从指示性到建议性、内容从排他性到开放性的演变过程。

在建党初期的主要口号中，“万岁”、“打倒”、“一切”、“牛马”等词汇充满着强烈的感情，以命令的方式出现，表达了对所指向事物的排他性选择；在建国初期的主要口号中，“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须”，“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一定”，“人民公社好”的“好”，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点。在这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口号在语气上，大量采取了祈使、排比、转折、因果、对比等形式，朗朗上口，使人或者处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当中，或者处于由此及彼的逻辑当中，从而引导民众马上行动起来。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词汇内容上，口号句式简短、言简意赅，其爱憎鲜明、判断决然的特征跃然纸上，当这些特点的口号在民众中口口相传、反复传诵时，如同民谣和谚语一样，逐渐强化为民众脱口而出的一种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指导。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一文对此进行了阐述和肯定。改革开放后，标语口号有所变化。语气上明显表现出平和；口号内容仍然延续了毋庸置疑的决断风格，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排他性色彩明显减少了，建议性色彩更浓，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开放”等号召性口号。“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口号，在句式上也多采用排比或者本身就是一个词汇。

建党、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的语言风格的变化，不能仅看作是不同时期编码者使用语言习惯的变化，还要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历史中具有一定党史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更应看到在口号的语言文字变迁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面的变化。

其次，不同历史时期口号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思想逐渐明朗、大众的社会实践和情感信仰逐渐趋同的过程。

1927年以前，编播这些革命口号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多来自中国社会中上阶层的文化精英，一则他们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新生事物的极度欢迎和赞誉无不凝结在“万岁”二字上，也乐于接受集合在一种新的“大本营”下，开拓一个新的局面---“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则他们在寻求救国思想过程中，欣然接受俄国十月革命文化，满怀热情地要“打倒”造成中国苦难的势力。这时期的口号主要是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思想变革和俄国革命的全新政治文化思想提供的能力元语言。显然，无论是当时“编码者”还是“解码者”所获得的这种新能力元语言，都尚无深刻的政治实践支撑。一路呼喊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口号、将北伐胜利推进的实践效果，表面看是来自以新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北伐军，实际上更多来自于呼喊从“牛马”到“做人”的传统农民生活诉求口号的工人运动的响应，以及“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激励下的农民运动的簇拥。在1927年数以千计的中共党员被杀害，数以万计的党员退党，上百万的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和进步青年迷茫疑惑的中国革命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有效的政治实践，最终这种政治思想无法内化为全体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共同能力元语言。

1927年后的5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口号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除了30年代红军反“围剿”期间“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外，多是出自毛泽东的文章、报告和演说，大多数口号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实践特色。如“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基于血的教训而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明确了形成正确工作的方法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则指出了一条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抗战道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强调成功实践的典范力量等等。出身于农民家庭又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毛泽东，较之刚刚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们，更富有实践的思维习惯和对劳苦大众的天然亲和力，这使他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成功走出一条建国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推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毛泽东思想。当领导核心与思想核心这两个核心趋同时，就使党内力量高度凝聚，并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改造力量。这期间，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领导实施的敌后抗日战场、全国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等重大政治活动，显示了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述过程表明，这一时期编码者的能力元语言不仅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共同能力元语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大众的能力元语言有更高的一致性。

但是，1976年发生了转折。“两个凡是”首先在党内受到质疑和反对，党内一致性出现了变化，这一变化其实是对1957年以来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先声。实际上，党内外的质疑声音早已经出现，只是被高度同一化的政治文化氛围所屏蔽。

我们看到，新能力元语言作为思想先导，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规模社会实践挫折之后，口号悄然变化。“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坚持实践原则、指示性强的口号反映出政治实践指向的政治思想传统被继承下来；“改革开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等口号以开放、包容姿态创新发展并融入政党思想的态势逐渐形成。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基于中国共产党高度社会政治动员双重社会影响的历史经验，带领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实践，在摒弃和融合中形成新的政治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领导核心的集体化改革并将新政治思想概括为一个开放性、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思想体系。这意味着，1978年以后，一个新的具有一定内部制衡特征的领导核心，与一个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特征的思想核心已然形成。这种编码者能力元语言中的多元与开放格局的形成，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口号不惟是文本特征上的变化，在数量上也出现了递减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解码者高度政治化的能力元语言开始回归世俗化和多元化。这也表明，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之一，口号自身所诉求的行动高度一致性已经不能够在多元社会文化中取得显著的效果。

二、在“评价冲突”中摸索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重要口号形成和传播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核心和思想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过程。文化语境与政党实践的互动，既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也产生过消极影响。那么，是什么样看不见的手牵引了这一变化过程？又是什么样的机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党史文化的形成？

在文化符号的解释过程中，作为文化行为评价体系的意识形态[7]242，不仅赋予文化行为合理性，也成为文化行为的动力机制。譬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作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口号，军人乐于也必须遵从，这样才会受到肯定和褒奖；但对普通民众而言，会被视为不珍爱生命，一般情况下不会在生活中得到实践和遵守，不会作为行为评价的标准。因此，同一文化符号被拥有同一意识形态的不同主体评价活动时，就出现了难以避免的“评价冲突”。

追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大背景，正当中国社会掀起“救亡图存”的政治主题与“西风东渐”的新文化运动交相辉映的关键时期。年轻的共产党人，正是在“反帝-民族解放”与“学习西方-国家富强”的评价冲突中，发现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和体系的革命。此后，在整个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每个历史性转折都是在评价冲突下选择的结果。

1927年，在“信仰主义”与“解决问题”的评价冲突中，中国共产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35年，在“国家统一”与“民族危机”的评价冲突中，中国共产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方式，调和冲突，走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1978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评价冲突中，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的战略，指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评价冲突，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推手；对社会评价冲突的解决过程，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文化形成的推手。

不同时期的口号变迁，折射了这一形成过程。从1921年成立到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发出的重要口号只有4个，且分散在政党、军事和工运三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外部的弱核心状况。当时，中国共产党最具影响的口号是结束社会分裂局面的“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展现了完全遵循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在中国成长。但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破了这一进程，而深层次的根源则是中国仍是一个人口庞大的传统农业国而非工业化国家。人数有限的工人运动并不能掀动庞大农民阶层的文化转型和意识觉醒。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被迫陷入“服从”---“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与“反叛”---“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评价冲突中。

1935年的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之前的武装斗争中的口号所显示的冲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分歧；之后的口号正是一定程度上在评价冲突中进行了创造性选择。中国共产党新领导核心形成后，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低谷，也让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想核心---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正是这一新思想核心的经典写照。

三四十年代的27条重要口号中[5]，关于政党建设的多达13条，而关于政权建设的有10条，关于军事的仅有4条。其中关于政党建设的口号清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整合的过程，而1942年的整风运动则是这个过程的标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党员道德标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成为党内斗争原则，“为人民服务”成为立党宗旨，政党建设让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将新的文化传统主流化和经典化。“统一战线”则将社会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并通过类似“口号”的宣传和动员方式，有效地引导社会大众的行为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问题上，再一次被推入新的评价冲突---“专政”与“民主”中。这一时期“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做出的创造性选择，不惟在社会性质上提出了稳妥的探索性“过渡”说，在社会建设上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不过，1957年后，这一卓有成效的利用评价冲突树立执政党权威的做法出现了突变，表现为：在特殊的内外环境下，领导核心基于对国内外形势过度敏感的判断，采取控制评价冲突，甚至消灭冲突的方式，走向评价体系同一化。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无产阶级专政提升到惟一的地位，直至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将之推广至全社会，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全社会高度整合进同一评价体系。期间，虽然也出现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样的呼吁，但是高度同一化的评价体系掀起的巨大行动力量，最终将所有质疑和异声裹挟而去。“一个宣传了几十年的错误口号”能够出现就是必然的。

1978年是一次重要转折。主张促进生产力谋求社会发展与世界同步的主体成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施政口号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新时期的评价冲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出恢复1957年之前的文化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了主流的评价体系，而“改革开放”则开始松动对评价冲突的控制，紧接着1981年在学术界开始进行“党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实现“经典重估”。这一系列口号既反映了同一意识形态下不同主体之间对新事物态度的巨大反差，也昭示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紧跟世界发展潮流、坚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前文提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号小高峰，实际上正是努力恢复评价冲突的同时，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创造性选择。经过不同主体的激烈交锋，至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文化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三、多元文化下的“经典重估”

在党史文化形成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经典重估”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典重估”活动始于抗战时期，此后分别于建党30周年、60周年、70周年、80周年、90周年举行[8]。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分期的划分不断细化，反映了政党发展中核心思想的变化和自我完善。一般来说，政党经典及核心的完善是常态、持续和缓慢的，更新过快过频则反映了政党内执政理念和方针的反差和冲突。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看，虽然存在多次领导人的更替，但思想核心是基本一致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那么，如何解释执政党周期性开展“经典重估”的活动呢？从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口号的演变中，似乎可以探寻一二。

其一，从内部分析，口号的变化反映了“经典重估”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步发挥了作用并取得了成果。如前文所述，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向社会大众传达政治信息的主要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与社会大众主流意识紧密相连。从“工农武装割据”到“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知识分子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的口号反映了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大众的文化传统形成。这一传统发挥作用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和分布，以及基层机构的深入工作。

据统计，从1925年1月至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从不足千人增长至5万余人；1928年至1940年，从4万增至80万。在此期间，老党员历经磨难，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同时，在危险艰苦的环境下所吸纳的新党员来自较为单一的阶层，均拥有较为趋同的救国理想和信念，因此对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有较为明确的认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抗战后期的整风运动就对急剧增加的党员进行趋同性教育和改造。“经典重估”对中国共产党壮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显现。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更是一度呈几何数字的增长，1945年突破100万，1956年达1000万。此后，就基本按照每年100-200万的数量稳步递增(1961-1969年例外)。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大，党员成分趋于复杂，不惟新党员还缺乏对执政党能力元语言的内化，原来的老党员面对新的问题，也出现了观念和立场的问题，对党的认识也不断出现不同声音，这对执政党通过党员实现示范、引领大众行为提出考验。因此，需要不断地明确党的若干问题，并不断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推动党内能力元语言一致性的形成，“经典重估”必然成为现实需要。

其二，从外部分析，口号的变化反映出“经典重估”与社会发展进步紧密相连。在建国前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方世界极力阻挠，共产主义阵营不断分化，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表达自己的建国思想和“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发展理念；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世界掀起了经济全球化发展浪潮，对外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东欧剧变，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文化当中，评价冲突更加频繁和常态化。因此，只有顺应新时期的变化，通过“经典重估”的方式不断推动党内共识形成，才能彰显执政党在正确引导社会大众参与政治行为、克服群众行为的盲从性和不可控性问题上，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示范作用，增强党内凝聚力。因此，针对改革开放后党员数量继续呈现增长态势和社会观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多元化，在不断的“经典重估”下形成的政党口号就越来越集中在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能力素养要求、“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政治道德要求以及“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等面向21世纪时代前沿的执政观念的要求上。

与此同时，由于评价冲突的存在使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同一意识形态下不同主体之间保持了对立制衡，在个体方面，允许“解码者”在冲突中选择站在一方，同时又受到另一方的吸引，因此在行动中表现出了倾向性和一定的克制性，避免过于偏执的行为及其导致的极端和狂热造成对非己的伤害；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大众在评价冲突中的选择行为，由于会受到另一方的批评抵制而无法成为绝对力量，从而避免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此，通过频繁的“经典重估”，执政党强调对重大问题的共识并增强党内凝聚力，再经由庞大数量的党员及基层组织推动、引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评价冲突中的主流评价体系，这一方式已成为执政党的当然之举。与此同时，包容、调和，甚至是维护社会文化中的评价冲突，推动现代公民社会形成，才能使执政党在全球化浪潮中始终成功掌舵中国这艘航母，向着求同存异的“和谐社会”稳健前行。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执政党的口号可能逐渐丧失引导大众行为的功能。当前，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口号下，社会文化大语境再次聚焦于可持续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发展愿景上，在“人治”与“法治”、“特权利益”与“大众利益”、“公权”与“私权”等评价冲突下，不惟是“光盘行动”的倡议性口号迅速为长期囿于“面子”早已不堪其苦的社会各阶层所响应和实施，就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样并未进行刻意推广的口号，实际上也在不同阶层中不胫而走。不论是期待还是疑虑，都反映了口号一定程度上在这个日益多元文化社会中仍然因为大众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望而赢得了一定的选择性行为的引导作用。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是党的自身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也是党努力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党史文化就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化的发展中，“冲突”和“和谐”是相互依存的主题，而形成机制并有效运转的保障来自三个层面主体的良性互动：第一层是政党的领导核心和理论体系，第二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三层则是各阶层的社会大众。其中，中国共产党基于不断出现的“新”、“旧”文化传统的冲突和融合，通过对经典---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估，构建不同时期的党史文化新核心，引导党员进入“评价冲突”，推动大众做出选择，大众的参与和行动反过来又会推动党史文化的形成和完善，从而实现文化认同，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评价冲突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推手。中国共产党党史文化形成过程也表明，在社会发展的“评价冲突”中走出创造性的道路，必须遵从其存在的必然性，防止人为取消冲突，造成思想保守僵化和社会矛盾冲突走向极端。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这种文化机制的积极作用，引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推动评价冲突制衡下的和谐世界发展并阻止全球西方化的偏执。这是有益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