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鲁江

记者：郭丽娟

编者按：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刚闭幕，李克强总理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正值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满年，本届政府的首份工作报告不仅全面回顾了2013年的工作，更对2014年各项工作作了总体部署。报告强调要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调整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怎样的改革导向?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谢鲁江。

读懂报告里的“克强经济学”

记者：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您如何评价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谢鲁江：我觉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实效性很强、很接地气并且专业性也很强。首先，报告几乎从头到尾都在讲政府的工作、具体的措施、要考虑解决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从头到尾没有虚话套话空话，这体现了一种要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见到实效的态度。其次，报告比较接地气。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报告都提到了。包括报告起草成员讲到，总理要求大家起草报告时一定要让群众能看明白、听得懂;群众听不懂的，不要写。但是让大家都说明白的话并不是要牺牲报告的专业精神，报告的专业性非常强。

记者：请您举例谈谈报告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

谢鲁江：从经济学专业的角度来讲，第一，报告运用、创新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举个例子，比如对宏观调控理念的创新，就是从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得来，上升到比较高的高度的一种创新。一般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这样的特点：(1)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即通货膨胀了治理通货膨胀，经济增速下滑了治理经济增速下滑。但是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则既有总量也有结构，甚至还配合以改革，包括宏观调控措施的一些改革，包括配合宏观调控体制性的改革及政策性的调整。所以这次调控无论从考量上还是针对性上来讲，都比一般性的、传统的宏观调控要复杂的多。(2)我们过去讲的宏观调控一般是指标调控，但是中国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复杂，任何单一的指标都无法达到能真正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的效果。我们现在既要保证经济的增长，又要抑制物价、促进就业，同时还要促进结构调整，我们的目标是非常复杂非常综合的。这次报告里强调的宏观调控就是综合性的区间调控，规定一个上限规定一个下限，不是规定一个经济增长的单一指标，而是规定一个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只要经济增长维持在这个区间之内，我们就不要过多地去干预经济的运行，如果超过了这个区间，我们就要相应地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些对宏观调控来讲是创新的。

这种区间调控反映了一种对经济形势的自信和把握。如果单纯只对着一个经济指标去调控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如果对着一个区间去调就比较难。因为需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这个区间为什么波动，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临时偶然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迹象，需要随时冷静、自信地去分析这个问题。针对单一经济指标的宏观调控，往往后遗症很大。区间调控则反映了无论是从政府各个部门还是经济的承受力，允许有一定的波动，这种波动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并不会伤害我们整个经济的根本。另外，现在的宏观调控更强调的是一种弹性，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弹性。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再强调转方式调结构，这才是我们的根本。总量目标不是最重要的，转方式调结构才是我们现在所有工作的核心和重心。所以中央强调的稳中求进政策，就是稳住总量，在转方式调结构上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因此在总量上就定了一个很有弹性的指标，把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兼顾了需要和可能。实现这种弹性指标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政府的行为，而是通过调动市场和企业的活力释放出发展积极性，通过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十几亿人口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来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只是为达到这个目标创造些条件，提供些服务，实施必要的宏观调控。这样才真正回归了宏观调控的本义。真正的宏观调控不是政府拼命地拉动经济增长，而是为了达到保持经济的平稳协调可持续增长的目的加以适当的调节。所以我觉得从宏观调控来讲，报告体现了很多理论创新，并且都是从我国现在宏观形势的复杂性和宏观调控任务的艰巨性这一实践当中创新出来的，非常值得研究总结和归纳。

第二，从发展经济学来讲，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很多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我觉得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很多新的发展理念。比如，总理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提高质量效益，推进转型升级，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这就对转型发展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大家都在追求发展，可是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我们过去在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是落后的，落后是一种劣势，但也是一种后发优势。过去的发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往前赶，现在后发优势在逐渐失去，需要重新定义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去推动下一步的发展。报告里讲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要在稳增长的同时，推动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现在环境的承受力到一定极限，劳动力已经不再廉价，资源也越来越紧张，单纯靠要素投入已经承受不了，没法再走从前发展的路子了。所以现在强调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从主要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向更多地发挥综合优势转换，从国际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由此引发很具体的“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切实把各方面积极性引导到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科学发展上来。不断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使经济社会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这是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发展的一个非常明确非常完整的定义，我觉得这段话是可以直接写入教科书的，我们国家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发展。报告非常务实地探索了中国今后发展的方法和途径。因为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然后通过现实中的发展总结出经济来的。而中国发展提出的问题在全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对中国发展提出这样很好的见解对于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您觉得报告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谢鲁江：我觉得报告在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大改革推动大发展。我国现存的几个突出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经济要转型。我们过去推动发展的后发优势，它的效用在逐渐衰减，但是现在新的发展推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中遇到的很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比较多，体制上也有一些阻碍大家积极性发挥的因素。再者发展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长期来讲我们的发展方式要转变，短期来讲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习总书记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实际上就是对最近整个的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定的一个基调，就是要用改革推动问题的解决，用改革来推动发展，大改革推动大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社会转型，推动社会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所以对新一轮改革，老百姓的期望很高，理论界的期望很高，国际舆论界的关注度也多集中在此。

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了全力以赴推动改革的决心。其实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国现在如果不深化改革，那么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也会困难重重阻力重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过，而且今年一开年就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所以我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全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贯彻落实的一种体现，体现了《决定》的指导思想和思路。怎样像小平同志当年改革一样，把改革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良性的推动，发展要求改革，改革推动发展，随着发展的向前推进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随着改革的铺开会对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活力和动力，所以报告从头至尾都强调了社会需要更大的动力和活力。比如“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这不就是活力吗，怎么把握这个度，稳中求进，避免出现大的金融风险，同时能让金融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推动创新发展。发展要靠老百姓、市场、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不是单靠政府唱独角戏，虽然政府的积极性非常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十几亿人内在内生的有动力有活力，这样才是经济社会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几个政府部门拽着十几亿人往前发展，而是应该让这十几亿人自发自主地向前发展，政府因势利导。我觉得这个思想在报告里确立的是非常坚定的。让社会充满活力充满动力，这种活力和动力一起释放出来，无论是投资、消费都是不可阻挡的。所以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就是为了释放活力，为了获得更充足的动力。

稳中求进把握好政策取向

记者：报告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要把握好三个原则和政策取向，即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着力提质增效升级、持续改善民生。请您简要解读一下应该如何把握这三个原则和政策取向。

谢鲁江：我觉得要把握这三个原则，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央强调的稳中求进。第一，要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问题。现在一定要认清主要矛盾主攻方向是改革，转方式调结构改善民生是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经济总量则是次要矛盾。历史经验证明，把主要矛盾抓住抓准了，前进方向就会比较明确，就会不断取得胜利。虽然要抓主要矛盾，但是对经济总量也不能掉以轻心，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不让他干扰对主要问题的解决。

第二，把握这些原则和政策取向，一定要清楚当前碰到的主要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什么。我们现存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发展的动力活力不足。增效升级，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利益的诱导机制，所以增效升级不能光靠一般的发号召，而是需要一整套利益的诱导机制和体制的约束激励机制。改善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空间。作为一般的规律来讲，工业化进程中刚开始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等各种能力，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工业化就会有一个快速增长，这就是经济起飞的阶段。起飞阶段之后各方问题出现，需要整合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消费的空间、需求的空间就成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所以我们现在经济发展除了找动力找活力之外还要找空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外贸受到很大冲击，所以更要强调扩大内需。扩大内需靠什么呢?内需无非就是三个：政府的支出、企业的投资需求、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按照现在改革的方式，靠政府支出的效果不是很好，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财政赤字，继而带来很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支出太多将会挤掉企业和老百姓的积极性，靠政府支出扩大内需短期内可以，但非长久之计。另外，企业投资可能带来产能过剩，像房地产投资现在存在很多问题，所以现在投资的增长点不是很多。唯一可行的就是要考虑老百姓消费需求的问题了，十几亿人的消费，空间是很大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充分地释放出来，因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要充分释放十几亿人口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十几亿人的消费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收入水平、改善民生。所以改善民生是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的空间，消费需求带动起来也就代表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也反映了内需的空间在扩大。

所以我认为，第一是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第二是要看清楚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办法，第三是经济增长、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改革要统筹协调起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通过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就有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稳定增长了财政收入就会好，调结构转方式推动增效升级的环境就会比较宽松。李克强总理指出去年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就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因此我们要在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转方式调结构。

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

记者：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李克强总理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一共提到“改革”77次。报告提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您怎么看当前的改革?

谢鲁江:首先，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还是个动力。改革是要给人民带来利益的，尤其经济改革，它讲求利益诱导。大家之前拥护改革，就是因为从改革中得到了利益的增进，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前的改革也需要再改革。怎样更好地改革更好地发展，改革能不能更合理一些，释放出更多的红利，所以现在讲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发展和改革的红利。所以我觉得红利就体现了改革的这种利益指向，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从而调动更多的人的积极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会促进更好的改革和发展，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利益，从而形成一个水涨船高式的良性循环。其次，大改革才能带来大发展。只有调动越多人的积极性，改革才会越大，产生的效果就越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就因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人民群众既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的推动者，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改革，改革带来的成果也应由人民群众去分享。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到，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记者：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请您分析一下应当如何发挥其牵引作用，让改革释放出最大的红利。

谢鲁江：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处在一个大的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改革起来必须要有个抓手和切入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首先，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正是反映了改革从哪里着手的意思。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发展问题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首先经济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才解决发展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首当其冲。从改革的路线图来讲，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要求着带动着其他领域改革，最后推动整体的改革。我们的改革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有针对性、实效性，因此，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首先就是一个改革的路线图的问题。其次，这也体现了我们的改革以问题为导向，要真正地见到实效。我们的改革不是要建乌托邦，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解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碰到的各种问题的，是以解决问题为实效的。发挥牵引作用实际就是发挥问题导向作用，强调改革是要见真功夫、见实效的，要看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发展面临的挑战、矛盾和问题。改革一定要对着发展存在的问题去改革，这样才能真正起到大改革推动大发展的作用。

真正让改革释放最大的红利，第一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是要围绕民生去改革。第二一定要对着问题去改革，一定要有针对性要有实效性，真正地解决问题才有红利。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新提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此，您怎么看?

谢鲁江：报告中讲，要在稳增长的同时，推动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从主要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向更多发挥综合竞争优势转换，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第一，现在我国从国际合作到国内都体现了一种全方位进一步开放的态势，国内除了上海自贸区之外，各地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报批这种自贸区。我们所讲的对外开放，从经济发展来看首先就是积极地参与了国际分工。所谓融入了全球化体系其实就是参与了国际分工，国内经济结构和国际的经济结构实际上是有很高的重合度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与国际分工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参与之后位置太低，所以现在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地位提高了，经济水平提高了，也就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格局。第二，对外开放就代表着资源等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但是我们现在的引进来走出去还属于比较低端，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其实就意味着我们要在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层次上来拓展这种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在要素流动中，如何保证我们的利益?这里有一个能力、体制、水平的问题。第一是如何让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更加顺畅，第二是在这种要素流动中怎样保证利益最大化。我们在过去的要素流动中更多地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今后我们需要思考怎样依靠人力资源、依靠优质科技成果，依靠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对国际市场形成影响力控制力来参与竞争。对于政府来讲，一旦开放性的体制越来越开放之后，宏观调控不单是调国内了，必须得考虑到国际因素的冲击。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相对比较容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比较难，就是因为国际因素直接对我国产生影响了，国内经济运行的状况已经和国际市场的动向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现在从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这种对外开放给我国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记者：李克强总理谈改革难度时曾讲，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全面深化改革，您认为应如何应对预期的困难?

谢鲁江：我觉得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利益。任何一个体制结构都会形成一个既有的利益格局。现在的大改革，没有任何人的利益是触动不到的，这种情况关键是：第一要统筹协调好，不要认定谁就是改革的对立面，因为改革最终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赢得红利。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要合理理解改革对各方面利益的触动，然后为其找到一个合理的出路。不合理的要消除掉，需要调整的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利益受到损失的适当补偿，这样改革在设计中就比较客观了。改革最终是要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既反映了客观事实，也反映了现在改革的难度。习总书记谈改革，“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啃骨头就意味着改革要触动各个方面的利益，这种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历来都比较难。第二，现在已经改到深水区和攻坚期，难度更大了，过去可能只是微观改革，现在几大体制改革都是比较宏观的，哪个都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很复杂的改革。所以现在改革为什么要强调顶层设计，为什么要强调加强领导，为什么要强调统筹协调，都是和现在改革中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对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也要有坚定不移的改革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央改革的决心之大，一方面反映出改革的难度之大。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只有大改革才能带来大发展，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改革，同时也要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一个科学的态度，一定要认识到改革的难度、复杂性和艰巨性，一定要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然后有领导有步骤地一步一步推进改革，激发社会的活力，通过大改革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发展更大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