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从五四文学研究开始

从1964年从事教育与研究工作开始，朱德发“结缘”学术50余年。朱德发认为，五四文学研究是他学术研究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学术生命的根源。

1978年，朱德发为本科生开设了“五四文学研究”选修课，同时参加了田仲济、孙昌熙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具体撰写“五四文学革命”一章，并负责全书统稿工作。为编写文学史和准备选修课，朱德发广泛阅读了有关“五四文学革命”的相关资料和主要作家作品，以及经典文本对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论述。

在阅读过程中，随着知识积累增多，困惑也随之产生：比如，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民主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鲁迅和茅盾的新文学观到底属于什么思想性质？这些激发了朱德发的问题意识，成为他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驱动力。

为了解决这些在五四文学研究中的困惑，当时的朱德发白天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晚上在灯光下钻研，在几年时间里，写出了一批万字以上的学术论文，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在《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等学术刊物刊发。

在此基础上，朱德发的两本专著《五四文学初探》、《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分别在1982年、1983年出版。其中，《五四文学初探》被学者评价为“不是套用公式或原理去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而是从大量的事实中形成观点，得出比较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探索纳入世界文学格局

“五四文学的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但并不是我终生研究的学术目标。”朱德发告诉记者，学术探索不能停留在一个基点上，而应该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探索、不断发现。

朱德发说，现代中国文学生成于古今中外文化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上，文学运动、理论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无不与古今中外文化密切相连，这就要求文学研究者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文学研究纳入到一个纵横交错、宽广深邃的文化背景之中。

“基于此认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的研究视野和领域进一步扩展，将现代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格局中。”朱德发告诉记者，8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余年间，他的研究视野由今及古，由中而外，把现代中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视为古代中国文学的必然转型。

通过独撰、合著或主编断代史、流派史、通史，朱德发构建了多种形态文学史的联系，并通过对中外古今文学史流变的整体性把握，从其相同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特征和美学特征中，发掘出世界文学建构的共同规律和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轨迹。

在文学史的编纂过程中，文学史观念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史”。在朱德发看来，文学史观是构筑一部文学史的关键，是统摄文学史编著的灵魂，观念越正确文学史就越富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创新引入“现代中国文学史”概念

当下，中国文学在不断发展，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也在不断进步。2002年，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以改变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学科忽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

朱德发表示，这一概念在时空维度上，突破了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仅涵盖了现代中国肇始以来所有的文学类型与文学样态，而且规范了“现代中国文学”不能急于进行历史的终结。

在朱德发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概念有利于书写现代中国全景式的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和文学评论开拓了时间和空间。但这一概念同样蕴含弊端，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由于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还没完成，所以书写的文学史不是完整的形态；二是现代中国文学形态复杂多样，对书写主体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朱德发看来，文学史的研究也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他表示，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下，研究者需把眼光转换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学术视野，将现代中国文学置于“中外古今”纵横交错的价值坐标上进行合理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