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功正

作为断代文化史、美学史重要标识的明代赏玩文化、美学，有其独特而完备的形态和内涵，既显示了感性主义的高涨、审美的发展，又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式微和艺术的沉沦。对明代赏玩的形态、品类，明代笔记、艺术论著广有录载，文本资料丰赡，但缺少社会性文化、美学的解构。今人进人这一领域，研究成果值得重视，但尚需作为独立的现象、范畴加以审视，整合历时态与共时态，从文化史、美学史维度，思潮更迭、风习染化层面上，研究其前后代联系和形成基因及其所透现出的文化、审美品格。对明代中后期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过高估计的语境，遮蔽了对赏玩的文化、美学反思。坚守批判的立场，揭示明代赏玩所缺失的文化、美学精神及其对社会、历史的负面作用，就是一项新的课题。本文循着这一路向，展开探究。

一、历史坐标图上的赏玩

赏玩文化、美学在宋代已产生，北宋欧阳修等人是其开创者。王明清《〈挥麈录〉馀话》说：“本朝自欧阳子（修）、刘原父（敞）始辑三代鼎彝，张而明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言欧阳修“独好古石刻”。欧阳修积10年之劳，完成了集录千卷金石文的《集古录》，所涉猎搜集范围极广，“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贤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事伟丽工妙可喜之物”。袁燮《行状》记袁文“颇喜古图书器玩，环列左右，前辈诸公笔墨，尤所珍爱，时时展玩”。李清照那篇著名的《〈金石录〉后序》详尽介绍了与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于市肆中淘古玩的情形，洋溢着夫妇间赏鉴古玩的盎然情趣。据《宋史》本传，书画家的米芾也是古玩家，“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宋徽宗赵佶更是一名大玩家，“效（李）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已”（《铁围山丛谈》卷四）。到了南宋，在粉汗如雨、脂腻成河的西湖杭州，偏安日久，不思恢复，直把临安作汴梁的社会环境所孕生的社会文化心态更使玩风大炽。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宋高宗“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展玩摹拓不少怠”。宋代成为后代赏玩的直接源头。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就是这方面的记录，也成为赏玩的最早文献。明代的赏玩文化、美学正是承绪了这一文化史、美学史传统。

然而，明代赏玩文化、美学又有一个渐成气候，直至形态完备、独立成体的过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曾认为，“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从士大夫阶层开始“滥觞倾橐相酬”，发展到“真赝不可复辨”的地步。沈德符《敝帚斋馀谈》又写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之大贾，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它有一个扩散过程，最终成为商业炒作行为，其历史区段被史家定在嘉靖年间。《万历野获编》说，“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终于蔚为大观；其区域则以江南为盛，于是，嘉靖时期江南地区便成为明代赏玩文化的时空标识。

明代赏玩文化、美学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和领域展开，涉及钟鼎、彝器、法书、画册、窑器、漆器、石印、琴瑟、剑器、古镜、坐几、椅榻、文房四件、小虫动物等等。高濂《遵生八笺》曾说自己“遍好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凡可加以玩弄、鉴赏的，均数纳入。古玩诚属其中，但非赏玩全部。它涉及历史遗存，又有当时鲜货；延续前代对象，又有新的扩展。它成了社会文化、美学风习，所谓“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袁宏道：《时尚》）。这些器物一开始兴起于吴中地区，经过“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以广泛存在的赏玩物质器物为基础，明代便出现了大量的赏玩文化、美学著说，具代表性的有：屠隆《考槃馀事》、高濂《遵生八笺》、张应文《清秘藏》、文震亨《长物志》、董其昌《骨董十三说》、陈继儒《泥古录》、谷应泰《博物要览》、周高起《阳羡名壶录》等（明人众多笔记中谈论赏玩的，亦归入其中，如谢肇淛的《五杂俎》），还有具备集成性的沈津所辑60卷《重订欣赏篇》，极一时之盛。形态和著述共同表征着明代赏玩文化、美学的繁博现象。

二、赏玩的形成基因

明人赏玩文化、美学的兴盛跟整个社会风习的变化密切相关。明代中后期思潮出现重大更迭，“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说郛》）缺失晋宋的玄远精神，却于齐梁绮靡大有过之，足见当时的社会风习及其状态。《金瓶梅》便成为其全方位写照。而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张岱《自为墓志铭》的自我描述则极具代表性，他说：“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在惊人的一无遮拦的近乎供词的自我坦陈中，不仅体现了人欲的膨胀和泛滥，更在于其表现出了自我陶醉的心态。当然，这包括了“好古董”等赏玩在内的文化类型。这是感性欲望在相适存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又是人对自身欲望和需求的进一步发现。意识是先导的，当人处在严格的理性制约之中无法或不能萌发这些需求，即使偶尔有之或潜在出现，也会被自身的理性意识所抑制和消解，无需外在社会力量，遂成为意识的自觉行为。一旦感性颠覆了理性，欲望需求无法平抑和克服，就去寻求满足的对象，这是明代赏玩的心理背景。玩物丧志是理性规范，“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书·旅獒》）晚明人完全作了否定，在他们看来是玩物得志，费元禄在《晁采清课》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玩物采真。”

赏玩文化、美学的兴盛又是明代人对自我精神加以塑造的结果。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中说：“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这是解读明代赏玩文化、美学的重要材料。最早关于名士的解释，有《后汉书·〈方术传〉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风流倜傥、恃才傲物、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不知外境、不通时务，作为名士要素是相粘合的。魏晋名士以药、酒显名，此后名士的自身涵值也便以其需求和欲望的延伸而得到发展。其中便如上引袁宏道所说，应当有一种嗜好，即癖好，而且终身不变；如果改变，或转移兴趣，那就改味。即使改变了嗜好，也未必能补充名士的品格。这种嗜求，不再是魏晋药、酒的口欲，而是增加了一项——物欲——玩物，如林逋（和靖）之于梅，米芾（元章）之于石。对名士构成条件的新规定，实在是晚明名士对自身特征的新确定，从而为赏玩文化、美学的出现提供了学理基础。

赏玩文化、美学还被解读和定位为生理需求和生活方式、情调的替代性对象。“饭余晏坐”时，“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且“玩古董，有助于祛病延年”（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八说》），获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健康效应。这便把赏玩效能自我提升到极具诱惑力和吸引力的层面，进一步确立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