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赵黎明

如今，任意翻开一本诗刊，你会发现里面优秀的新诗，完全达到了其最初“创造者”的设计要求：作诗如说话，作诗如作文，既没有对仗，也没有平仄，更找不到旧体诗“陈词滥调”的一丝痕迹，正如胡适所说：“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谈新诗》）不仅如此，不少优秀新诗还做到了说话般的诗意盎然、一首诗一个形式的自由境界。曾经非议最多、不确定性最甚的新文学样式，如今已羽翼丰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1 新诗造成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

“新诗”被建构起来后，大而言之，有一种趋势、两个取向。这种趋势是发誓要“告别过去”，跟旧诗做一个系统的切割。两个取向则指“向下走”和“向外走”：“向下走”即向口语靠拢、向大众靠拢；“向外走”即向外国诗歌学习，“以欧化为是”。

大概谁也不会否定，新诗是旧诗“影响的焦虑”的产物。新诗的诞生首先要面对的是旧诗“父权”过于强大的威压，因此，为了建立自己的身份，新诗一开始就摆出与旧诗势不两立的战斗姿态，仿佛不摆脱旧诗文体的束缚，不与旧诗划清界限，新的生命就无法诞生。虽然不少人努力嫁接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这种努力总的意图，用朱光潜的话说是考察“传统的因素有几分可以继承”（《诗论》），用废名的话说是让“旧诗失去的生命在新诗里发见”（《谈新诗》），建构的色彩非常明显。新诗逐渐摆脱了旧诗的钳制，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其“革命”的意义非常了得，它破坏的不仅仅是平仄格律对仗等简单的语言形式，也不仅仅是“杜鹃”、“寒灰”之类的“滥调套语”，更主要的是，它破坏了中国诗歌语境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斩断了传统诗词的一整套话语系统，因此，说它造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并非危言耸听。

2 向外国诗歌寻找自我革新的路径

“断裂”之后怎么办？那就是“向下走”和“向外走”。“向下走”，是把诗歌还给口语、还给群众。文学是生命与思想的表达，人民大众需要自己的表达工具，白话自由诗适应了这一需求。诗歌大众化的逻辑本身没有什么疑问，关键是如何理解大众化的问题。由于离开诗的基本属性而谈“大众化”，宁要大众、不要诗歌，无视诗歌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20世纪持续进行的大众化倾向未能取得理想成效。新时期之后，从“朦胧诗”开始，中国新诗开始了自己的“回归”之旅。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五四新文学的原点那里去，回到新文学的老师——“外国文学”那里去。

中国新诗是外国诗歌影响的产物，这个说法是新诗理论家自己都承认的事实，朱自清、梁实秋等早就有所论列。客观而言，中国诗歌离开自己的传统，突然转过头去，另开炉灶，在外国诗歌身上寻找自我革新的路径，这个思路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避免了传统过于强大的惯性，为中国诗歌带来了几乎全新的世界：它对诗歌的形式理解完全超出了传统诗人的想象，它的运思方式、言语表达与传统诗词完全不同，它的话语体系与中国几千年来的诗歌传统更是“无与”。中国新诗成了地地道道的“外国诗”或“翻译诗”。

3 “新诗”与“旧诗”能否并存

在日益一体化的当今世界，文学、艺术实现“充分的现代化”，或与世界潮流合拍，这不仅不是一个坏事情，而且还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对新诗而言，问题接踵而至。

第一，关于“新诗”的命名问题。早在新文学草创时期，不少新诗的批评者提出，白话诗能否称做“诗”，这还是一个问题。比如国粹派的章太炎，南社的胡怀琛，学衡派的吴宓、吴芳吉等，都提出过这样的看法，即白话诗既然是移植的外国诗歌，赋名当然以“西洋体”为妥当，不能以外来移植之西洋诗挤兑中国固有之律绝。这些看法虽有崇古情结或针锋相对的意识，但其中也有合理因素。如他们认为，可以容忍增加一种新体，但不能容许以新体完全排除“旧体”。他们举例说，日本新增的俳句，就未曾影响业已存在的律绝。今天看来，这样的看法未必没有道理。新文学家命名“新”与“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赋名问题，而是一种排他性的话语建构，既将一己之诗名之曰“新”，其他诗体当然就是“旧”，按照近代以来形成的进化主义规则，立新必当除旧，律绝以及其他一切产生在“旧时代”的诗体自然在淘汰之列。新文学运动之初，立足未稳，排除一切旧干扰而为新事物成长清障，这种做法虽可理解，但未免过度，传统诗体的存在并不会使“新”变“旧”，用“旧体诗”写出的文字也未必就是旧的内容。中国新文学既容纳得下外国传统诗体（如商籁体等），就应当能容纳中国传统形式——律绝以及一切尚有生命力的形式。

第二，关于“新诗”与“旧诗”能否并存的问题。这是上一个问题的自然延伸。这里所说的“并存”，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同时存在，而是指能否“平起平坐”地存在于主流文学叙事之中。在新诗旧诗问题的处理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存在着严重悖论。如闻一多一方面承认，中国文化的唯一荣耀就在律诗里，它是中西文学相减所得的唯一余数，它熔铸了中国人的宇宙观、艺术感与人生哲学；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旧诗不该写，写了也不该发，发了也不该评。闻一多的说辞代表了很多新文学家和新文学史家的真实看法。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古典旧诗经历了千百年的摔打锻炼，在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和语言根基，难以绝然废弃，而刻意将体现中国文字特质和中华文化精髓的语言形式排除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之外，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现代学术精神。

第三，关于新诗过分“欧化”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中国人能否用汉语写出中国诗？按照常理，用汉语写诗当然用汉语思维，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新诗人追慕的对象不再是诗骚，不再是唐宋，而是莎士比亚、惠特曼、艾略特、波特莱尔、叶芝、里尔克等西方诗人。中国诗人学会了用西方的语势、语调、语法写诗，其思想系统、话语方式以及语言习惯已经“欧化”了。一些所谓“汉语写作”既无汉语的节调，更无汉语的语感。这样的诗歌，别说是“普罗大众”，就是训练有素的文学教授、诗歌研究者，也无从索解。这种逐渐“小众化”的文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五四”呼唤平实的“平民文学”，打倒晦涩的“贵族文学”，如今的新诗似乎又走到了那个要被“打倒”的原点。

上面列举的现象，当然并非新诗的全部。总体而言，作为一种新兴文体，新诗所取得的非凡成绩不在小说散文之下，达到了成熟的境地，早期人们担心的“新诗前途”问题可以休矣。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需要重新思考，有些倾向需要再加警惕。历经近一个世纪沧桑的中国新诗，面对外部的结构性失调和内部的机能失衡，当能发挥出顽强的自我纠错和自我调节能力，使中国新诗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