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
《三国志演义》的诞生，宣告了通俗小说占据中国古代文学舞台中心位置时代的来临。一般认为，《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直到今天，人们既没有发现《三国志演义》在元末明初流传的任何版本（稿本、抄本或刊本），没有发现元末明初有任何人记载或谈论过《三国志演义》，也不见有《三国志演义》影响当时文学发展的任何信息。浙江宁波天一阁所藏《录鬼簿续编》中记载的那个戏曲家罗贯中是否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同样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确切证据。中国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实在太多，而明代中后期传说的《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有宋人、元人、明人数说，因此，关键不是要寻找到罗贯中，而是要寻找到编撰《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资料比较丰富的前提下，可以先确定讨论的基础，再来讨论作品的成书时间。这一基础应该既是文献学的，也是传播学的。即先要用事实来回答：《三国志演义》何时有版本流传？谁最先抄录、收藏、刊刻、著录或评论了这部作品？这一切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这一时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品产生和传播？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基本落实了小说成书的大致时间。
或许有人会问：小说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虽然现在未见《三国志演义》的抄本，但嘉靖刊本之前应该有一个抄本流传阶段，如果以现有文献为基础，不就忽视了这一阶段吗？我们的回答是，只有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如果小说真有抄本流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使原抄本已经散佚，也该有人记录或评论，如果一切都没有，凭什么说有抄本在流传呢？如果想象它在流传，那么这一流传时间该是多久呢？说从元末明初的抄本流传至嘉靖一个半世纪后才被刊刻，而其间没有任何记载，能令人信服吗？也许有人会说：其间应该有记载，只是这些记载我们暂未看到，或者已经散佚。这其实是一种假设，假设需要事实来论证，科学研究就是求证。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但必须“小心地求证”，如果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假设，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把未经论证的假设作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这样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因为假设本身就有两种可能，假设者并不能排除根本就没有这种记载的可能。而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即使错误也是科学的，因为它是被证实的，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谁发现了新的事实，谁就可以用此事实来推翻原有的结论，从而推动这一认识的发展。
《三国志演义》未见抄本传世，海内外现存30多种明刊本中以嘉靖本为最早，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写于明弘治甲寅（1494）仲春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写于嘉靖壬午（1522）的《引》。最早著录《三国志演义》的，是郎瑛的《七修类稿》和高儒的《百川书志》，此二书均成于嘉靖中后期。据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论证，上海图书馆所藏残叶可能就是刘若愚《酌中志》著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嘉靖元年修髯子作《引》的原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司礼监本（即“经厂本”），其他嘉靖本都以它为底本。司礼监本刊行后，又有朝廷都察院刊本和郭勋家刻本。于是，《三国志演义》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模仿之作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司礼监刊本来自何处？简单的回答当然是皇家所藏，因为司礼监是内府机构。需要思考的是，司礼监在明代是一个极有权势的皇家机构，其对内拥有督理皇家一切仪礼刑名之权并常常代拟圣旨，对外通过其掌握的东厂又有侦查、缉捕与审办官民人等的生杀大权。它出面刊印通俗小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统治者开始接纳通俗小说，通俗小说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社会上流传了。不过，司礼监的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从何而来，为何此时要将它刊刻问世，倒是应该进行更深入一些的研究。
大家知道，明朝初年在进行国家制度设计和权力安排时，朱元璋采用了权力集中和政治高压的两手策略，后来在大兴党狱的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明代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集权的一个朝代。明初对通俗文艺禁限极严，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二十五日榜文：“在京军民人等，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娼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永乐九年（1411）七月初一榜文：“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不可想象，在这样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禁锢的环境下，朝廷会允许通俗小说的产生和传播，更别提有朝廷机构来刊刻通俗小说了。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宣宗时期（1426—1435）出现了所谓“太平治世”。然而，政治稳定并没有带来文学繁荣，文学仍然在惯性轨道上运行。诗文领域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戏曲领域则是以皇裔“二朱”等为主导的忠孝节义剧和神仙道化剧。不过，政治文化环境比起明前期已有所不同。人们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思想，愿意抒发自己的情感，而非像前期那样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从英宗正统（1436—1449）开始，明朝进入动荡时期。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奸臣擅政、吏治腐败，朝廷出现难以驾驭的复杂局面。英宗宠任宦官王振，宪宗重用宦官汪直，到武宗专任宦官刘瑾，政治腐朽达于极点。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义抗争此伏彼起。朝政腐朽和社会动乱的直接后果是统治者的公信力遭到普遍质疑和社会控制力的丧失，社会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文化生活也呈现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吴中四才子”、“前七子”等文学流派和“阳明心学”即在此时发生，客观上起到了解除思想禁锢和强化自我意识的作用。
明初的出版政策仍然沿袭元代，书籍的印刷由官府控制。到了明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化年间（1465—1487）出现了士大夫私人刻书和官府间相互馈赠所刻图书的现象，这些活动不再受朝廷限制。民间刻书活动开始活跃，通俗文学的整理刊刻也出现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一个明代墓穴中发现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据研究，这些刊本是墓主人宣昶妻子的随葬品。宣昶曾于成化年间领乡荐选惠州府同知，后荐补西安府同知，无论其家乡还是任所都距北京有千里之遥，照样能读到北京出版的新书，说明此类书籍流通范围之广。宣昶妻子死后还要用这些唱本陪葬，可见当时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喜好。既然成化时期的书商们已经开始注意刊刻通俗文学作品，并且所刊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就是民间三国故事，如果当时真有一部《三国志演义》的抄本在流传，相信书商们不会不予重视和刊刻的。
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社会文化政策进一步开放，朝廷也开始关注通俗文学。弘治五年（1492）五月，孝宗诏准内阁大学士邱濬奏请，在全国范围内搜求朝廷所未藏书籍，包括“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稗官小说”赫然在列。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前有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所作序言一篇，据此可以合理推断，此书应该就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收获之一。即是说，浙江金华人蒋大器向朝廷进献了他作序的这部书，一方面自然是响应朝廷号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被朝廷认可的奇书秘籍自然是会获得奖赏的。
然而，《三国志演义》毕竟是通俗小说，此前朝廷一直严禁，这次朝廷是否宽容和重视尚未可知，所以蒋大器的献书实际上是一种试探行为，即使《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他本人所编撰，他也不会直接署名，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以史传为主融入民间传说而成，大可托以他人。因此，作品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可进可退。从作品署名来看，将“平阳侯相”（相当于平阳县令）陈寿说成“平阳侯”实在错得太远，而“后学罗本贯中”也许就是个托名。蒋在《序》中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其三国故事的确是“以野史作为评话”，说它们“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并不为过。《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显针对此书而作，史传化、文人化的色彩转浓，但又照顾到通俗的需求。如果此书是进献朝廷之作，在朝廷没有表态之前，或者说在编撰者还没有得到预期收益之前，恐怕不会让人随便转抄。由于历史通俗演义在弘治时还是新生事物，此书进献后，也就泥牛入海，蒋氏也未能得到期望的奖赏。只有这样推理，才能较好地解释何以弘治甲寅（1494）已经成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要到嘉靖壬午（1522）才被刊刻，而且刊刻的机构竟然首先是朝廷司礼监。因为此书送达朝廷会有一个过程，而朝廷清理图书也要一段时间，加上朝廷刊刻通俗小说并非成例而是创举，刊刻本身也需时日；司礼监是最有可能获得这些新奇有趣而其他部门又不敢贸然刊刻的通俗演义的，它们又有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来刊刻这部通俗小说，种种原因，造成了这部小说只能在嘉靖壬午这一特定时间刊刻流传的特殊现象。这既是《三国志演义》的不幸，也是它的万幸！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修髯子张尚德则极有可能是负责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经厂”官员，他于嘉靖壬午撰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由司礼监将此书刊刻面世。张氏所称“此编非直口耳资，万古纲常期振复”，大概是“经厂”刊刻该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内珰和朝中贵胄的猎奇以及将其作为休闲之资恐怕是其重要原因。接着，朝廷都察院、武定侯郭勋家也刊刻了《三国志演义》，“世人视若官书”（鲁迅语），这便极大地刺激了通俗小说尤其是长篇通俗小说的发展，中国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从此出现繁荣昌盛的新局面，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