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敬才

一

像中国的孔夫子思想形象一样，亚当·斯密的思想总是伴随时代的脚步，通过各不相同的解读者，呈现出不断变化有时甚至尖锐对立的形象。他1790年驾鹤西归时人们反应平平，发布的讣告很少，实际是用仅仅几行字的篇幅为他送行。如此冷落的局面由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形象所致。当时的人们认为，亚当·斯密是穷人的朋友，其思想与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同属一类。在当时的英国，传播这样的思想会被判罪流放(《经济情操论》，第53-6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到跨进19世纪门槛的1800年及其以后，亚当·斯密的思想形象开始发生变化，第二个思想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是“贫困民众的冷血敌人”、“现代的商业英雄”和“自由事业的不懈推动者”(第66、71、93页)。两个思想形象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判若两人，但人们的反应却是泰然处之地接受，既不提出真假问题，也不追问为什么。

到现代，亚当·斯密的第三个思想形象披着神圣的灵光隆重登场，他是“亚当第一人”，《国富论》比《圣经》还重要，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鼻祖地位非他莫属。([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9页)被神化的亚当·斯密思想形象具有开放性，任何人表达端不上台面的经济思想，只要假亚当·斯密之名便可万事大吉，功成名就。例如，因金融理论创新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顿在与他人合著的《金融学》教材中说，“一般说来，金融创新并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在做计划，而是产生于企业家和公司的单独行为。金融创新背后的基本经济动力与一般创新的动力是一致的。正如本章引用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追求个人自己的利益，他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利益，而且比他真的力图这样去做时效率还高”([美]兹维·博迪、罗伯特·C·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胡扯仍然是胡扯。关于金融创新，亚当·斯密恰恰说了截然相反的话:“也许人有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意，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是法律应有的。因为法律不应防害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其侵犯天然的自由，无异于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99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然扭曲亚当·斯密思想背后的动机不好猜度，显示博学?为华尔街“金融创新天才”们的圈钱行为寻找理论根据?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任你去猜想。但是，由扭曲而来的第三个思想形象与原生态的亚当·斯密思想形象不一致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促使人们反思和发问:亚当·斯密原生态的经济情操是什么?

这样的经济情操催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详尽回答问题的结果会超出一篇书评的篇幅要求，退而求其次，以亚当·斯密对普通劳动者和资本家的经济情操为例证回答问题。

二

亚当·斯密是“贫困民众的冷血敌人”?像现在一样，亚当·斯密时代确实有“贫困民众的冷血敌人”，但这样的敌人不是他而是其他人。当时一位名叫汤森的人说，“饥饿可以驯服最凶猛的野兽，它会把礼节和谦恭，恭顺和服从教给最顽固的人。一般而言，只有饥饿可以激使(穷人)去工作。”([匈牙利]卡尔·波兰尼:《巨变》，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现在被尊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大师的伯克，当时用无法再刻毒的语言咒骂穷人即普通劳动者为“现存的下水道和血吸虫”(第70页)。上述话语表明，两个人确实是“贫困民众的冷血敌人”，但另一身份不能被忽略，他们还是自由主义者。

亚当·斯密倡导经济自由是事实，但说他是“贫困民众的冷血敌人”，实在是昧着良心说瞎话。“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劳动者大抵较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勤勉。他们由此得到结论:生活资料丰富，劳动者的工作，就弛缓起来;生活资料不足，劳动者的工作就紧张起来。……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说法。应该指出，对一般人民说，饥馑的年岁，往往是疾病死亡的年岁，而疾病和死亡，势必减低他们的劳动产物。”([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6页)体味这些话语就会明白，亚当·斯密确实是“穷人的朋友”，他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据理驳斥对劳动人民极尽诬蔑咒骂之能事的不实之词，真真关心劳动人民的疾病和死亡。像现在一样，亚当·斯密时代的劳动人民同样没有政治权势、经济实力和掌控舆论的话语权，为劳动人民声辩，不会有官位、金钱和名望的回报。此种情况下还要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其经济情操的纯真和公正可见一斑。这样的经济情操与被刻意打扮出来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情操有什么共同之处?真搞不明白那些“消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意欲何为。

透过亚当·斯密对“好社会”标准的论述，同样能体悟出他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情操。“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72页)朴实无华的话语以强劲的思想逻辑为支撑。劳动人民是社会全体赖以活命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生活境遇的改善顺应天意，反之，让劳动人民处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则逆天害理。

引述亚当·斯密的话是让其发挥例证作用。白纸黑字的事实表明，亚当·斯密原生态的经济情操具有常识性，凡有常识者都会认定，劳动人民完全有理由说，“亚当·斯密是我们的人”，他的经济情操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

三

亚当·斯密对商人和制造业者即资本家怀有什么样的经济情操?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打扮出来的亚当·斯密是“现代商业的英雄”和“自由事业的不懈推动者”。这样的思想形象试图告诉人们，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说话，其话语发挥上帝“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结果是他成了资本家漫无节制地追逐私利的守护神。后来，学院化的主流经济学家代代相传，可劲儿地鼓捣，确实成就斐然，人们见到的是亚当·斯密的上述被打扮出来的经济情操掩藏于后，表现出来的是逻辑演绎方法加数学化的经济科学，另一种叫法是“社会物理学”。

亚当·斯密原生态的经济情操确实如此?非也。资本家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44页)。亚当·斯密话语中表露出来的经济情操实在是太易于让人感受到了，用不着引申和解释，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打扮出来的亚当·斯密思想形象不攻自破。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问题，笔者烦劳读者再欣赏如下的话:“我国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91页)亚当·斯密用文学笔法进行人物素描，四个成语是画龙点睛之笔:“大发牢骚”、“只字不谈”、“保持沉默”和“大喊大叫”。把这四个成语加以排列组合，资本家的形象实在是逼真、生动和传神。资本家在对私利的竞逐过程中，对自己有利的境况“只字不谈”而是“保持沉默”;对自己不利的境况出现时则是以“大喊大叫”的粗野形式“大发牢骚”。这是什么性质的经济情操?这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有感而发的经济情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无法解释，也不敢解释。

亚当·斯密对资本家的经济情操是他原生态经济情操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经济情操富有正义感，带有人情味。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街头漫步和思考的亚当·斯密，用经济哲学的大智慧参悟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像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丧失理智地一味吹捧资本家及其行为，忘记或是咒骂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行为主体——劳动人民。

四

笔者的上述文字基于《经济情操论》一书的启发而来。是书作者为艾玛·罗斯柴尔德。她是曾掌控西欧金融命脉几百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裔，少年即为才女，15岁入大学学习，19岁便获得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她在《经济情操论》中涉入历史的深处，梳理历史的细节，为我们还原出亚当·斯密原生态的经济情操。

或许，该书对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如下内容:经济情操是经济学的内生变量和灵魂，貌似无经济情操的经济学即时下流行的科学经济学只不过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罗宾逊夫人语)。这种经济学玄谈起来振振有词，一接触现实的经济生活，便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例如，面对肇端于美国华尔街、殃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谈所谓亚当·斯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莫顿们和哈耶克们在哪里?有什么话要说?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正在无话可说地躲避人们指责、怒斥和批判的风头。亚当·斯密如果地下有知，面对假他之名而鼓捣和贩售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不屑学术子孙们，一定会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