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 郭齐勇

张岱年先生是颇具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大家。当年在文化热中，他关于国民性之优根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讲与文章，影响很大。张先生特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解读，而这两方面都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给予我们启发良多。

“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

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中，与文化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关于价值的思想学说。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他肯定儒家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就是认为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表明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生命。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己者”，这固有的价值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天赋的，别人不能剥夺的。荀子虽不承认道德是天赋的，但也肯定人的价值在于“有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确实是主张道德价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认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价值。墨家认为道德最高的准则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说是公利至上论。道家强调价值的相对性，可称为相对价值论。法家则完全否认道德的价值，可称为道德无用论。这是张先生对诸家价值观的基本定位。

张先生首先把价值观的主要问题分析为二：一为价值的类型与层次的问题，二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问题。就类型而言，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价值。人生的价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价值？这是每一个自觉的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而人生价值问题也包含关于真善美的价值。他系统研究了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道家“物无贵贱”的相对价值论、《易传》与荀子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法家的道德无用论、董仲舒“莫重于义”的价值观、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价值观、宋明理学的价值观、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论等的见弊得失，最后对古代价值观做出总的评价。他认为，两汉以后，儒家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肯定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重要，对于传统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了严重的偏向，不关注如何提高物质文明的问题。他说：“儒家强调道德的尊贵，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忽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则道德将成为空虚的说教了。”他又说：“义利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也还有其实际意义。现今的观念变革，应该对于义利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古代儒家‘重义轻利’是片面的；但是，如果‘重利轻义’，专门谋求个人私利，以权谋私，见利忘义，那就更是错误的了。”“西方有所谓‘力之崇拜’，对于西方近代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德之崇拜’。无论片面强调力或片面强调德，都属于一偏，正确的方向是德力的统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中期，张岱年先生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研究，一方面肯定儒家优长，强调道德人格、仁义价值的创造转化，另一方面又批评儒家的局限，借取诸家和儒家非主流派，倡导义与利、德与力的辩证统一。张先生自觉地为当时的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服务，因为在观念上与行为上统一义利、德力，在彼时也是一现实问题。

张先生当时并未将学术史研究屈从于时势，但他关注时代问题的挑战，从理论与思想史的讨论中追溯历史包袱的由来与解决方案，表现了一位哲学史家的可贵的理论自觉、高超的智慧与娴熟的能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传统的展现。

“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除价值观的转化外，张先生还关注另一个问题，即思维方式的问题。

张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一是长于辩证思维，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觉。中国辩证思维强调整体观点，推崇直觉。“由于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觉，因而特别忽视缜密论证的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只有诚心诚意地学习西方。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时代，必须做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既要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会缜密分析、进行实验的科学方法。中国新文化的灿烂未来，有待于思维方式的更新。”这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他当时研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实性、目的性和针对性。

张先生在《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概说》一文中，全面地讨论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劣得失。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观点，或曰整体思维；二是对待观点，或曰对待思维。”他研究了传统哲学的直觉方式，指出直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惯常思维的局限，启发崭新的理解。关于分析方法，他指出，传统哲学中，分析方法不甚发达，但亦非完全没有。中国哲学中有思与辨，墨家、名家对分析思维有贡献，宋明理学家中，朱子兼重分析与综合。他指出：“模糊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缺点。我们现在要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首先要变革模糊思维。”

张先生认为，比较具体的思维模式中，阴阳五行模式值得重视，用相生相克说明五个类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定效果或意义，当然现在不应拘泥于这种解释模式了。“经学模式限制了思想自由的发展，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对文化学术的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张先生强调，不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应进行分析。传统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辩证思维，缺点是分析方法薄弱。“中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亦有不同之处。中国比较强调对立的交参与和谐；西方比较强调对立的斗争与转化。”他指出，我们应对传统辩证思维予以提高与改进，致力于辩证思维的条理化。同时，我们应大力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思维方式的改进，应使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这两者相辅相成，统一起来。

以上足见张先生有关思维方式的研究，意在变革、改进，是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问题与方法的回应，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阅读延伸：张岱年及“文化综合创新论”

中国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张岱年主张“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其中“唯物”指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的辩证唯物论；“理想”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与人生哲学；“解析”即西方的逻辑分析法。他认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道路。（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