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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天下】《曲礼注疏长编》:治礼学不可少之作

2019年07月11日 09:10  点击:[]

王篤堃 杜泽逊

《曲礼注疏长编》(共4册),王锷编纂,广陵书社2018年12月第一版,480.00元

王锷教授,礼学名家,近成《曲礼注疏长编》,由广陵书社出版,精装四册,一百二十余万言,诚为礼学研究的又一部佳作。

长编为著作之一体,远可溯至司马光《资治通鉴长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近则有郭沫若《管子集校》、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和王仲荦《宋书校勘记长编》。《管子集校》以清人戴望《管子校正》为基础,经许维遹、闻一多等人之手,最终总成于郭沫若。引用诸家著述四十余种,有释有校。《楚辞注疏长编》原拟作八编,后仅成《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两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游先生执教山大,已有辑成长编之初意。今见丁伯弢致王献唐书信云“《楚词中正》单行本,《屈大夫赋注》单行本原刻本,丁宴《天问笺》单行本,闻山东书局有,敝校教授属为物色,祈为留意”,当是受游国恩所托。《楚辞注疏长编》辑录西汉至晚清的旧注达百余种,其中引用清代山东栖霞林仲懿《离骚中正》刻本,目前只知道山东大学有藏本,可以推测是游国恩先生执教山东大学期间采入《长编》的。《宋书校勘记长编》乃王仲荦先生当年参与整理“二十四史”、分工点校《宋书》时所编撰,校勘记达9000余条,广泛吸收前人著作成果。此外,如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亦可视作长编之代表著作。长编,既是材料汇辑之体式,也是治学求问之步骤。长编的辑纂,可以较为系统、完整地掌握前人成果,对专题的比较研究、学术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曲礼注疏长编》所取十三种著述,是王锷先生与门下弟子平日参研礼学之重要读本,乃精挑慎选的历朝代表之作。就著作形式而言,有以汇辑前人成果为特色的,如卫湜《礼记集说》、甘汝来等《钦定礼记义疏》、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有按断是非、坚持自我发明的,如郝敬《礼记通解》、纳喇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方苞《礼记析疑》、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王引之《经义述闻》、郭嵩焘《礼记质疑》。有二者兼而备之的,如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就学术价值和意义而言,或有保存文献之功,如卫湜《集说》,四库馆臣称为“礼家之渊海”。或关涉学术发展大势,如陈澔《集说》,列于学官,明代礼学著述深受影响。或侧重名物训释、制度辨析,如江永《择言》、朱彬《训纂》。或强调文本校订、文字考释,如吴澄《纂言》、王引之《述闻》。各有体例,各具特色。治礼学者自应兼采并观,方可见其全豹。

《长编》的系统、丰富,我们举一例。《曲礼》“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长编》408-418页),《长编》在注、疏以下,摘录了卫湜《集说》、吴澄《纂言》、陈澔《集说》、郝敬《通解》、甘汝来等《义疏》、杭世骏《集说》、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朱彬《训纂》、郭嵩焘《质疑》十家著述。又卫湜《集说》摘引郑玄、《孔疏》、马睎孟、陈祥道、戴溪五家之说。吴澄《纂言》摘引郑玄、《孔疏》、马睎孟、陈祥道四家之说。甘汝来等《义疏》摘引郑玄、《孔疏》、陈祥道、马睎孟、朱熹、陈澔、陈栎、饶鲁、汤道衡、姚际恒、姜兆锡、任启运十二家之说。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郭嵩焘《质疑》摘引郑玄、《孔疏》两家之说。朱彬《训纂》摘引郑玄、《孔疏》、刘台拱三家之说。诸家之中,《孔疏》、陈澔《集说》、郝敬《通解》、甘汝来等《义疏》、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郭嵩焘《质疑》皆自有按断,余者惟摘引群言以申观点。细绎之,陈祥道、马睎孟、朱熹、吴澄、陈澔、陈栎、姚际恒、孙希旦、姜兆锡、任启运、郭嵩焘基本遵从《孔疏》,皆释为“门以向堂为正,右在东也。主人位在门东,客位在门西。大夫、士是臣,皆统于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门,恒从闑东”。而饶鲁、郝敬、汤道衡却以为“君出入皆由左,大夫避君出入,故言右”。前者以为君主从闑右(门的右侧)进入,大夫、士由君主统摄,随同一起从闑右进门。相反,后者以为君主从闑左(门的左侧)进入,大夫、士为显尊卑之别,便从闑右(门的右侧)进入。王引之不赞同《孔疏》“门以向堂为正,右在东”,认为门中之闑,应当以东为左,以西为右,经文“闑右”误,当作“闑左”,言君主与大夫、士从闑左(门之左侧),即东边进入。借助《长编》,我们可以了解到《曲礼》“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一节的二十余家注解,包括现已亡佚的马睎孟《礼记解》、陈祥道《礼记讲义》、陈栎《礼记集义》(据王锷《三礼研究论著目录》)。可以认识诸家注解之间的承传与驳辩,如吴澄《纂言》参考了卫湜《集说》,王引之对前人见解多有驳辩,郭嵩焘又不赞同王引之的说法。还可以通过分析诸家之说,大致得出历代经文注解的几种观点,形成一个小专题的综括性研究。一个个小专题的综括性研究,就汇成了《礼记》整体的综括性成果,宏纲细目,有条而不紊,汇集众说,纲举而目张。手此一编,既省翻检之劳,更有揽要之便,确是治礼学不可少之作。

《曲礼注疏长编》之经、注、疏、释文,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本《附释音礼记注疏》为底本,以脚注形式保留阮刻本所附校勘记,比较好地保证了底本的完整信息。《长编》对汇录的十三种著作施以新式标点,可以看作是对各个文本的一次学术性整理。其中,如卫湜《集说》、吴澄《纂言》、郝敬《通解》、纳喇性德《补正》、江永《择言》、甘汝来等《义疏》、杭世骏《集说》,目前皆未见整理本。这当中的任何一种,整理工作绝非易事,合起来整理就更为艰巨了。仅此一条,已是不容忽视的学术成果。至于已有整理的,《长编》亦存订正之功。陈澔《集说》“毋不敬,则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俨若思,则正颜色,斯近信矣;安定辞,则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其中“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句出自《论语·泰伯》。《长编》均加引号,而这之前的整理本似未虑及。古籍整理的质量表现在细部处理的精到,这就是很好的例子。《长编》所汇集的十三种著述,学礼堂师生切磋琢磨,匪朝伊夕,多被做成博、硕专题论文,其遴选抉择之间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慢慢体会的。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长编》的撰集也很有必要。明人陈继儒云:“以一人言《诗》,不若以众人言《诗》。《诗》至《注疏》而汉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卫湜《礼记集说》汇辑卫氏以前诸家之说,堪称“渊海”。宋以后数百年来,著述迭出,于是有清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杭世骏之后,又二三百年,今《长编》出,汇录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朱彬《训纂》、郭嵩焘《质疑》,继卫、杭之事业,萃礼书之英华,可谓金声玉振,大有造于学矣。

《曲礼注疏长编》是王锷教授主持的《礼记注疏长编》的一部分。《礼记注疏长编》,文已基本就绪,则全部成果次第问世,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