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为写《糖史》，从1993年至1994年，除礼拜天休息外，每天上北大图书馆读书，夏天要忍受书库里的酷热，有时碰到一条有用的材料，便欣喜如获至宝。有时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经过两年的苦练，季先生可以“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他的《糖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王瑶先生曾对学生讲学问的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王瑶先生又说大量的论文不过是自圆其说，这就不错了，千万不能人云亦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各大高校的哲学教授，他们有着各自的成见。来自清华的以为北大的只讲哲学史，北大的以为清华的不读书，别的学校则担心清华、北大以“老大”自居。系主任金岳霖是从清华来的，他尽量“一碗水端平”，为了避免别人说“清华帮”，对清华来的教师特别注意约束。

◎何炳棣请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佛里德曼开一张有关资本主义的简要书单，佛里德曼想了又想，始终一本书都开不出，再三再四对何说：“只有精读亚当·斯密的《原富》。”

◎叶公超在暨南大学教书，兼图书馆长，独身，就住在图书馆楼下一小室，床上桌上椅上全是书。

（作者：周维强，系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