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说起中国古代的辉煌，必定要说汉唐气象、唐宋风采。说汉唐，更多是说它在鼎盛时期的国力强盛，是经济的富庶和军事的强大；说唐宋，除鼎盛时期的经济富庶之外，就是文化的兴盛。当然，这种认知不能绝对化，不能无视两汉时期的文化大发展，也不能简单地说两宋就是积贫积弱。两宋既不贫，其与契丹、西夏、金、蒙元这几个从当时的全球视野上看待也属力量强大的华夏少数民族政权能对抗300年，也不是用一个军事积弱的论断就能解释清楚的。

说到文化兴盛，唐与宋二者相较，也有各不相同的鲜明特征。

唐朝的最大特点是文化包容性。包容到什么程度？无论是皇家还是身为国家精英阶层的士大夫，甚至是平民百姓，都广泛地接受外来文化。如曾被唐太宗立为太子的李承乾，喜欢说突厥话、穿突厥衣；还有，那时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喜欢吃胡饼、戴胡帽。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有一首气象博大的词，“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首词的词牌名叫做“苏幕遮”，它的本意是波斯人的围巾，唐朝时用作宫廷歌舞的曲子名，后来才演变为长短句的词牌。也可见，这种文化的包容是消化、吸收后的包容。

至于宋朝，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对外的影响力。以朝鲜半岛为例，唐时朝鲜半岛政权分裂，与中原的关系时好时坏，那时双方交往最醒目的元素是战争。到了北宋，文化交流则成为主要话题。高丽国不仅经常派人到中原学习文化，还派知识精英参加北宋的科举考试，考得出身后或在中原为官或回高丽理政。至于宋朝前期的主要敌手、被金国取代的契丹大辽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宋朝文明的崇拜者，其精英阶层都要学儒家文化、习汉家语言。而西夏元昊几乎完全照搬宋朝体制，来设立西夏的官制。

因此，与宋朝中后期同一时代的金熙宗一身内外的汉家少年样并不奇怪，虽然统治金国的主体是那时与契丹一样被中原王朝视为胡虏异族的女真族。而他之后的金世宗更以“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的中国传统治世理念和成就，被本国人赞誉为“小尧舜”，其治世良莠的评判标准和终极目标仿佛与中原王朝无异了。

当然，我们说宋朝强大的对外影响力，也并不能贬低汉唐时期同样已经具备的文化自信。从语言、文字、生活、经济、军事最终乃至政治上，中原文化强大的对外影响力自唐末、五代已经形成，到了宋朝则已然全面浸润于当时的外国异族。可以说，中华文化发展到宋朝，其对外影响力的强大和难以抗拒性是此前的中国所不可比拟的。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一深刻论断不断地被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所验证。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多数时期是强大的，但也有衰弱的时候，也曾被当时的外国异族所欺侮甚至占领。然而，因为我们始终繁盛的文化，最终都能把当时的外国异族转化成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即便到了因闭关锁国而导致政治、军事乃至文化急剧落后之时，最终仍然是曾经的文化辉煌唤醒了民众，让中国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选择正确道路，使中华民族重新走上复兴的征程。

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已远非汉唐宋时的格局；承载一个盛世气象的基础，也已不是简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几个直观的元素。那么，中华民族应当怎么做，才能具备国家强盛的所有元素并使它们达到完美的契合呢？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作出了规划和指引。今天的中国人对人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已经远远不是汉唐宋时那样局限于眼界，更不是自清朝中后期到民国时期那样落后于世界。

若未来某日，我们不经意地发现身边出现了众多“俨然汉家少年子”，甚或又有新的“胡帽”“胡饼”与我们的社会融为一体；那么，这些现象的背后，必然是汉唐气象和唐宋风采的一种归来，而更可能是新时代的气象和风采已超越汉唐宋。到那时便可以自信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