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刘守刚
提要：就国家治理活动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在多种目标、多个群体、不同价值与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司马迁认为，在治国理财过程中实体经济与货币管理、生产与消费、实物财政与货币财政、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农业与工商业、社会财富与国家财力等方面需要予以平衡，而不能让其中一方过度。
司马迁在《史记》一书创作之时，汉兴已经七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七十多年时间非常短暂，可相对于秦来说，汉帝国在国家统一时间与治理成就上已经远远胜出。怎么评价大汉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这一成就？怎么看待锐意进取而不再维持休养生息国策的汉帝国？对于这些问题，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提出自己的思考。
一、治国理财过程中平衡关系的破坏，让司马迁感受到深重的危机
在《史记》的《平准书》中，司马迁用简洁的文字，叙述了汉初七十多年在治国理财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发展状况，并详细交代了自己所见所闻的汉皇所采取的各种财政新举措。通过这样一篇不长的文字，司马迁将历史事件与时人言行、制度进展与思想评论糅合在一起，再展现给我们。在此篇文字的最后一段，作者用一段不长的文字直抒心意，表达自己对迄今为止庞大帝国在治国理财方面经验和教训的看法。
就国家治理活动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在多种目标、多个群体、不同价值与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司马迁在《平准书》中用了文与质、本与末等比较抽象的词汇，来表达这样的平衡关系。我们若通观《平准书》全文，再用今天的术语体系来表达的话，可以发现他的意思大概是，在治国理财过程中下述几对关系需要予以平衡，而不能让其中一方过度：实体经济与货币管理、生产与消费、实物财政与货币财政、贫困阶层与富裕阶层、农业与工商业、社会财富与国家财力等。
司马迁认为，在上述所有这些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货币。他概述了货币形式从虞夏时代的自然货币到秦汉时期法定货币的变化情况，最终珠玉、龟贝、银锡等自然物品退出了货币流通，而法定的货币只剩下黄金与铜钱。他还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汉兴七十多年政府货币管理政策的变迁，如制式铜钱轻重规格不断调整（从秦的半两历经四铢、三铢的变化并最终统一为五铢）、铸币政策从允许民间和郡国铸造到由中央政府垄断等。制式铜钱规格的变化，极具有国家治理的意义：
一是铜钱的铸造需要和国家的统治能力相匹配，汉初之所以放开让民间铸造铜钱，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国家管控社会的能力薄弱有关，直到武帝时期随着官僚制度的深化国家才具备管控民间的能力；
二是铜钱轻重要跟商品流通情况及民众轻便感觉程度相适应，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太重民众携带不便，太轻则能够媒介的商品过少、不利于交易活动；
三是要有能力管理制式货币中的“劣币”问题，因为铸造的货币重量成色不足会破坏国家的信用及经济运行。对于这些货币管理的学问，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概括，即《平准书》中提到的“轻重之权”或者被称为轻重之术。
在司马迁看来，汉兴以来特别是在汉皇的统治下，货币政策已被滥用，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破坏了治国理财过程中的平衡关系，以至于“物盛而衰”。
第一，货币的发展以及上上下下对货币的追逐，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司马迁以及那个时代的学者普遍认为，商业乃为末，商品经济的过分繁荣造成了作为“本”的农业的凋敝，并因此破坏了重本轻末的国策，造成贫富的分化（“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社会财富的浪费（“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第二，虽然货币是治国理财的良好工具，但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而滥用货币却可能会造成极恶劣的后果。比如，汉皇使用超值定价的皮币、白金（银锡）币来敛取宗室王侯富户的钱财，变动制钱的轻重以敛取普通民众财富，以增加朝廷手中货币为目的而鬻爵减罪、征收商人财产税（即算缗）、发展垄断商业等。
在文中，司马迁尤为详细地描述了汉皇在杨可、桑弘羊等人协助下，如何通过垄断货币铸造（牟取货币发行收入）、鼓励告缗（对于举报商人偷漏财产税的行为给予重奖）、专卖盐铁等手段，增加政府手中掌握的货币，想以此来实现“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但却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如物价高涨、器用不便、民众贫苦等。
第三，汉代政府运用方便的货币形式从社会中汲取财政收入，使政府手中财力过大、社会财源枯竭、民众负担过重。就财政而言，在汉代那种自然经济条件下，直接从民众手中征收粮食与纺织品，于民众而言更为方便。可是，汉政府在财政收支过程中却大量地使用货币形式，为了汲取财政收入，除了前述的手段外，还大量地使用《平准书》中未提及的人头税（算赋、口赋、更赋）等。这样的货币财政形式虽然有管理方便、增强国家财力的优点，但也有相当大的缺点，比如说加重民众负担（民众手中并没有货币，需要在粮食收获季节低价出售粮食或其他实物、甚至借取高利贷），让各级官吏有机会利用商业手段捞取额外收益，同时还使民众遭受商人的额外盘剥等。因此，司马迁认为这样的财政形式破坏了社会的财富，以至于“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总之，司马迁的感觉是，在汉帝国国家治理中运用的以货币为标志的各种手段已经过分，民众贫穷也已至极点。这意味着，在治国过程中的平衡关系已遭到破坏，“物盛”便要转“衰”。
二、循环的历史观，让司马迁作出“物盛而衰”的判断
在司马迁的时代，退步的、进步的和循环的三种历史观都存在，并彼此竞争。儒家大体上持有一种退步的历史观，认为今不如昔，远古曾经有过的三代之治最好，主张国家治理的的关键是恢复三代之治。法家大致持有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国家治理应该彻底抛弃“今不如昔”的历史观，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批人，持有的则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认为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循环史观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就像我们熟知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开篇说到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表达的也是一种循环史观。这样一种史观，应该跟中华古典文明形成期所处的温带农业生产环境有关：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循环往复。由此出发，中华先民形成了对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循环性周期的看法，也因此形成了我们后来以王朝为对象考察中国历史的那种循环论：王朝初兴——极盛——衰落——灭亡，直到新王朝初兴。
三、进步观显得愈为重要，历史长河是朝着理想的方向流动的
在今天，循环史观虽然仍有市场，但总体上我们已持有一种进步史观，即相信经济、社会和政治有一个不断向上、前进的发展过程。英国历史学家约翰· 伯瑞在《进步的观念》一书中告诉我们，这样的观念来自于我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即工商业财富不断增长、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持续积累，以至于在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我们觉得可以为自己设想一种广阔无垠的未来，可以想办法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细究起来，在我们所认为的历史发展的进步观中还可以分出一种不太一样的历史进化观。所谓进化观，是说人类生存和发展是适应自然与社会各种条件变化的一种过程，遵循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以使得人类获得最大可能的生存与繁荣；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道德的含义，甚至无法知道前进的方向。英国思想家哈耶克就对人类发展应该遵循进化过程，持有高度赞赏的态度，他甚至创造出一个词汇叫“国家的无目标性”。国家治理的功能仅体现在，将自己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与进化观不同，进步观则肯定人类发展方向具有道德的意义，历史长河就整体而言是朝着理想的方向（经济更富裕、社会更文明、政治更民主等）流动的。
因此，重读司马迁的《平准书》，可以从他“物盛则衰”中学会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措施（所谓在顺境中要“思危、思退、思变”），但已无必要对社会历史发展再持有循环论的观点。这是因为，进步观在近代极为重要，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并在事实上创造历史。正如伯瑞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动机是世俗的、经济是有活力的、智力方面的兴趣是科学的，那么政治方面的发展必然会反映这些驱动力。这样的进步观念，是司马迁时代所没有而在今天我们应该持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