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周方银

摘要：国际格局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围绕国际格局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并针对多极化、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国崛起背景下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颇有深度的学术争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从未公开否定过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但对于多极化趋势的信心也体现出强弱变化,对国际格局变化的动向有着较为敏锐的感觉。中国政府对国际格局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同时,很多学者对国际格局进行了开放和独立的分析、讨论。中国学者在分析国际格局时,常常突出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并有着很长的时间视野,这使他们在很多时候更为强调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其当下的态势,由此也形成中国学者的一些认识特色。

对国际格局的学术认识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既是一种学术讨论，同时又有着明确的现实政策含义。这种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是认识一国所处国际环境的重要内容，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要素。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关键要素，而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有着十分强大的约束力。在沃尔兹这样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一国对国际格局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在结构的选择压力作用下，很可能给自身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二，国际结构的具体性质，对中国崛起确实形成了颇为现实的约束。2000年左右，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认为存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建立在对中国崛起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之上，而多极化与全球化的趋势则是这一国际环境的根本特征。2010年之后，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处的国际背景并不是很有利，因为与历史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崛起不同，中国是在一个单极格局的体系中崛起。这个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有能力对美国进行制衡。在单极体系下，美国比任何其他大国都更加安全，可以对国际事务的结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单极也降低了美国所受到的体系约束，扩大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增大了其他国家制衡美国的困难和代价。单极体系下特殊的实力结构给大国崛起造成了特殊困难。单极格局造成的效应，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显著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在单极体系下，由于缺乏足够的外部约束，由此扩大了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强化了其修正主义动机，容易导致其过度扩张的倾向。而且，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2011年之后，美国持续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让崛起中的中国承受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第三，认识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更好地利用作为客观存在的国际格局，以谋求自身的发展，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自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形成冷战时期著名的“大三角”关系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十分注意利用国际格局提供的发展空间，努力规避国际格局演变给自身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政府基于对国际格局演变的认识提出的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观点，一方面体现了试图充分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战略发展机遇的明确政治意识，同时其背后也有某种紧迫感，就是担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战略机遇，以后的发展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持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完整表述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容，指出：“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抓住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仍强调：“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领导人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但其背后的风险意识在2007年以后有明显上升。

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国际格局多极化的主张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开否定过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但对多极化趋势的信心也体现出强弱的变化。

邓小平1990年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5这段话此后被很多学者作为说明中国是一极的依据。邓小平虽然并没有使用多极化的字眼，但他的潜台词是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三极、四极或五极，但至少有三极，从而肯定是多极。如果世界格局的未来肯定是多极，那在此前就必然存在多极化的趋势。1998年8月，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两个问题。他强调：“世界格局正在加速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在一年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表示：“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但这一历史方向不可逆转”。此时，中国领导人对于多极化的信心，明显强于90年代初期邓小平的表述。但1999年的表述不如1998年那么肯定和乐观，向多极化的“加速”发展换成了“继续”发展，多极化被认为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长期过程”。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中国政府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江泽民1998年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的同一讲话中指出，“美国企图构建单极世界，由它一家来主宰国际事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其结果，“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胡锦涛在2003年也表示，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有的国家(指美国)奉行实力政策，推行单边主义，正处于新一轮战略扩张的势头中。这显然是承认世界格局中单极化的势头也很强劲，隐含的意思是，多极化的势头面临较大的挑战。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世界格局仍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这里的“仍”字很能说明问题，即中国政府认为，虽然多极化受挫，但它作为一种趋势“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在此情况下，“世界多极化将继续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总体上，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依然在使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这样的表述，但对多极化的强调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弱化，这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强势表现无疑是分不开的。2007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时间引发了对美国是否相对衰落的广泛争论。不管从长期来说美国相对衰落的程度会如何，这至少意味着美国的单极地位出现了不小的松动。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中国政府对多极化的信心又有恢复和增强。相比之下，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对多极化问题的表述则颇为平淡，只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一句。这一表述被下一届领导人继续延续使用。2014年11月，在七常委共同出席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虽然长期坚持“多极化”的表述，但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是灵活务实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做法。

在199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表示：“走向多极化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只有力量平衡才有利于世界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关于多极化是发展趋势的观点，不仅基于对客观力量对比走势的认知，也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希望在主观上加以推动。相似的观点，胡锦涛也多次提出，如2003年8月，在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符合我国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多极化趋势越发展，我们的回旋余地也就越大”。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使此后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的热烈程度迅速上升，中国政府对“两极论”之类的观点总体还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这在2009年中国对所谓“中美共治”论点的态度上有清楚体现。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特别是像‘中美共治论’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这违背了世界多极化潮流，也不符合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学者观点与政府立场之间存在的几种关系

在国际格局问题上，学术观点与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主张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冯惠云和贺凯提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政府政策之间可能存在4种不同的关系：学者作为认知共同体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学者提供不同的政策选项供政府部门选择；在新政策出台之前学者发挥信号作用，以试探外界对政策变化的反应；学者的观点变化可以作为反映政府政策变化的一面镜子。就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问题的讨论和辩论而言，除了第3种效应以外，其他3种效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关于学者观点与政府立场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颇为明显的是，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总体上与中国政府对国际格局的主张保持高度一致。至于两者谁先谁后，是学者的观点受政府主张的影响，还是政府的主张接受了学界的学术共识？本文的看法是，政府主张对学者观点可能产生了更大影响。因为如果是学者的观点影响了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更应该发生的情况是，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学者的看法会形成若干比较重要的分野，不同观点都会得到比较充分和深入的阐述与讨论，其中的某种看法会受到政府更大的青睐。而实际情况是，在两极格局、单极时代、美国实力优势进一步扩大、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这样一些不同的背景下，关于多极化趋势的主张，始终是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格局的主流观点，而这同时又是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贯支持的主张。中国政府在自1991年底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张过两极格局、单极格局。与之相应，中国学界主张两极世界、单极世界的文章数量很少，所占比例非常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对于多极化主张的一致性、长期性，构成学者分析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背景。而学界对多极化趋势的一贯支持和积极表述，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判断，强化了政府对多极化的信心。由此，学术观点与政府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产生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更为明显。这种态势的弊端在于，它不利于学者对国际格局进行更充分更大胆的探讨。

第二，学者对多极化的反思，包括对多极化之外其他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和主张，有助于丰富政府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避免陷入固化的思维定势。学者有必要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保持观点的多元，这有助于丰富政府的决策选项，拓展决策思维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获取信息来源方面是颇为开放的，不仅中国学者，很多国际学者的观点也能很快进入中国政府分析国际形势、进行形势判断的参考视野。如前文所体现的，在1998—1999年，中国政府对美国试图构建单极世界的意图存在颇为清醒的认识，这种担心在2001—2003年反恐战争的早期阶段进一步强化，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努力。换一种说法，在坚持多极化主张的同时，中国政府对于国际格局中各种与之不一致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其实有着颇为清醒的认识。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格局走势的判断，从总体上一直坚持存在多极化趋势。这个主流观点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往往从很长的时间尺度出发来看待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从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视野出发，分析国际体系的未来发展，强调“××化”，而不是根据当时的实力对比就事论事地探究当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态势。因为时间视野如此之长，加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其发展是螺旋式上升过程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各国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等论述和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往往对多极化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和挫折看得比较淡。当出现不利情况时会表示，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可能会存在曲折，但这不影响大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面，中国学者与政府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虽然相比于学者，政府必须及时处理和应对眼前的局势，但政府在很多时候鼓励在判断长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认识当前局势，即“以远观近”。

第四，多极化是中国政府长期肯定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对此进行广泛的论证和阐释是政府乐于看到的局面。但很可能的是，政府在大多数时期，并未对这样一种观点的宣传加以有意推动。如前面的讨论所见，事实上学者们可以对多极化趋势的存在性表示公开的质疑和进行公开的讨论，只是这些不一样的观点长期未形成主流而已。

此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认识国际格局时，中国学者往往十分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最为典型。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更早意识到军事因素可能具有的高度重要性，并对军事现代化建设持续加以积极的推动。在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先有后，要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要“忍耐几年”，但这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阶段性政策。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要加强国防科研，提高部队装备现代化水平，增强平战转换能力。2001年10月，江泽民在军队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增强我们的国家战略能力，要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抓紧研究”，而战略能力“是一个国家在需要采取战争行为时能够调动的各种力量的总和”，其中，军事力量是核心手段。这显示出对军事因素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大大加快了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与中国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追求并行不悖。相比之下，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此的感知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文章原标题“中国学者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及争鸣”，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