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巽达
一篇名为《校长怒了！还有多少假课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的帖子在网上广泛流传，帖子中罗列了几篇“假课文”——比如某版本二年级课本中的《爱迪生救妈妈》被如是质疑：“根据历史资料，爱迪生小时候那年代还没有阑尾炎手术，课文所述内容根本不存在。”还比如某版本五年级课本中的《地震中的父子》也被质疑：“据几位语文老师考证，当年洛杉矶地震发生在凌晨4点31分，凌晨的学校怎么会有学生？”
这两篇是“假课文”吗？很快，关于“真假课文”的争论在舆论中兴起。一方说，语文不是历史，何必紧盯与主旨无关的细节，再说一个帖子的质疑不等于专业机构和专家的权威考证认定；另一方说，名人故事的“虚构”应事出有据，否则会被认为是常识性知识错误，弊多利少。
笔者看来，双方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不必非得谁压服谁。经过讨论和争论，对于教材如何更好地选择课文，有利无害。虽然“假课文”的提法并不科学，但是对“假课文”（姑且称之）的质疑并不是什么坏事，不要将之想象成“无事生非”，也不要简单污化为炒作。如果上述质疑果真无误，换课文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一旦孩子们发现支撑某个观念的事实存在虚假，很可能会对观念本身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所以尽可能使用“史实和文学”俱佳的课文，应该成为题中之义，这也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
当然，过于苛求也是不必要的。教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范文”，有其自己的逻辑，并不是简单的“佳作汇编”。如何让学生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循序渐进，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哪些“范文”适合出现在哪个年级的课本上，教师们还是很有经验的。适当的“微调”其实一直在发生，“更理想的课本”始终是在路上。没有关系，只要理念正确，操作层面上的微调总是相对容易的。所以，质疑是一回事，适度宽容又是一回事。
笔者是一向主张“改良”的，断崖式的“改革”有时太过惊心动魄，损伤也比较大，往往在多次矫枉过正之后又回到原地。在教材问题上，渐进式改良较为稳妥，达到“光滑衔接”的效果。比如前两年有人主张将鲁迅作品挪出语文教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将，教材中没有他，那是无法想象的。后来的调整方案是，将鲁迅文章在必修课中减少，有的放入选修课。但总体而言，在入选课本的作家中，鲁迅仍然位居第一。这个调整就比较合理。
对课文如何选择和改写，要紧的是建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尤其是对正确的“教育意义”的体认。现在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对于教材的选择，往往陷入狭隘的“现实教义”——不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名家名作，而是苛求于形而下的现实功用，好像这样才能担负起“纯洁灵魂”的重任。殊不知这样不但不能让学生的灵魂更洁净，反而会误导他们走入看事情简单化绝对化的窠臼。举例如下——
比如几年前，被一代代学生熟读的朱自清名篇《背影》，从某些省的中学课本上消失了，理由是该文有“违反交通规则”之嫌——文章中父亲跳下站台、穿过铁道到对面给儿子买橘子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因此，被有权力决定哪些文章可进入教材的人，从教材中剔除了。
网友绘制的朱自清《背影》中的场景
《背影》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火车的历史还很短，当时的车流量人流量岂能与现在相比？彼时，穿过铁道到对面站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跳下高高的站台、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违法的事，而是每日发生的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这算是“历史常识”吧——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生活方式，都是和历史紧密相连的，正因为与今不同，才有历史认识价值。一句“穿过铁道到对面站台”，既能看到当年的落后状况，也无伤该文的意境大雅，与“违反交通规则”何干？
怪不得南大教授王彬彬会“刻薄地推理”：如果手持这样的尺度为教材把关，那有资格进入教材的文章就极其有限了。孟浩然的《春晓》，其“春眠不觉晓”难道不是在鼓励孩子睡懒觉？白居易的《卖炭翁》，其中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难道不是在破坏山林？《水浒传》中“景阳冈武松打虎”，老虎是一级保护动物，武松应该锒铛入狱!《红楼梦》是在描写早恋，根本不应该让中学生接触。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雕，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怎么能射……
这样说，似乎有点故意抬杠，但是遇见可笑之事可笑之人，有时还真得以谬攻谬，以毒攻毒。可悲的是咱们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工作者中，还真不乏这样的“死脑筋”。他们看到鲁迅先生抽烟的照片，就觉得在“禁烟”的今天，这个姿势必须擦掉，否则有教唆之嫌，诸如此类。这是哪跟哪啊，假如我们的教材课本都需要用这样的尺度“洗白”，能培养教育出怎样的好学生啊？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构成了一个学生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如果连这个都要“避讳”，难道是要培养“脑残”么？
所以在笔者看来，“假课文”倒不很严重，稍加甄别和调整，即可迎刃而解。“真问题”才是严重的——以狭窄的“教育功能”代替丰富的人性教育和文学素养、审美情趣培养。一旦形形色色的“交规之痛”泛滥于教材课文中，咱们的下一代才真被毁了。（刘巽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