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孔国书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崛起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在实现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受到诸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的困扰。人们开始由仅仅关注经济发展转向关注社会发展，由仅关注GDP等宏观经济指标转向关注“社会指标”，以期以新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指标体系渐趋完善

　　社会指标运动作为一场对现代化、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反思率先在发达国家兴起。迄今为止，西方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以美国社会指标运动为代表的早期宏观研究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研究重点由宏观的、客观综合性社会指标向微观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研究转变的阶段；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是着重关注可持续发展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阶段。相应地，以上三阶段的变化反映在具体的社会指标研究中，则体现为由宏观的综合性社会指标研究，到微观的、具体化的生活质量指标的研究，再到新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社会指标研究的过程。

　　第一阶段的社会指标研究聚焦于社会整体和宏观层面，关注社会运行、社会发展和进行“社会诊断”，即从社会监督和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尝试建立一个从整体层面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指标体系。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研究的重心由关注“社会”逐渐转移到关注“人”本身，由关注客观指标转向关注主观指标，即第二阶段的研究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强调指标研究要以人的幸福为中心，要满足人的主观心理需求。进入2000年以后，社会指标第三阶段的研究又出现新的转折，即重新关注“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新的焦点议题。

　　中国的社会指标研究始于1980年代。与国外社会指标研究三阶段类似，我国的社会指标研究也可以按照研究重点的不同大致划分为1980年至1989年，1990年至1999年，以及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9），学者们在致力于建立一个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社会指标体系的同时，也在进行生活质量指标的研究。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社会指标体系有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客观生活质量指标以及天津、上海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等。进入第二阶段（1990—1999），主、客观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继续完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指标体系、小康社会基本监测指标以及居民生活满意度指标等。2000年以后进入第三阶段，社会指标研究备受关注，大批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指标体系成为研究主流，同时生活质量指标研究也在继续提升和完善。其中，科学发展指标体系、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现代化指标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居民幸福感量表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发展是主题

　　纵观近30年来国内学者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历程，最显著的变化是研究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体系转变，从重视经济指标向经济与其他社会指标并重转变，从单纯关注客观指标向同时关注客观与主观指标转变。不过，在改革开放以来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与变迁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社会指标研究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第一，我国的社会指标研究起步较晚，但系统化、体系化的特点十分突出。例如，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指标体系、科学发展指标体系、现代化指标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等，均是主题突出、结构完整、规模庞大的社会指标体系。

第二，“发展”是我国社会指标体系中最突出的主题。可持续发展指标、现代化指标、小康社会指标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进行监控和测量。而这些指标体系的不断完善也反映出我们对“发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即由注重物质经济发展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并重转变。

　　第三，我国社会指标体系的构建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等都是在我国特定的政治语境下提出的。它们大多依据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特定指导思想或总体发展目标而制定，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

　　发展新方向：过程性、多层次性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指标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社会指标统计体系。但是目前，与很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统计领域尚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社会统计缺乏整体框架和顶层设计，未建立社会统计大框架下各领域间的有机联系。国内已有的大部分研究，特别是国家统计部门在设计指标体系时都针对每一个系统提出相应的指标进行测量，力图全面描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状况。这类指标体系带有较强的工作性质，各子领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第二，缺乏全方位、有深度，能够充分利用主观和客观指标各自的优点，并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的指标体系。第三，缺乏有效反映当代中国特定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发展特点的统计指标。归根结底，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目前，在新的发展形势背景下，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的、密切关注“人”的社会指标体系尚有待进一步发展。那么，回顾西方与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下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社会指标研究趋势，在构建新型社会指标体系时，应着重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关注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如何从单向发展经济转向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挑战，以及如何确立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问题。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指标体系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指标体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首要关注宏观问题，尤其是发展和社会转型问题，对于个体微观和主观层面问题的测量在其次。发展中国家的指标体系相比于传统发达国家的指标体系而言较为粗略，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两者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首要的关注点存在差异。第二，由于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发展阶段，因此其社会指标体系中往往设有测度转型的指标，如经济发展指标、可持续发展指标、生态指标、就业指标、贫富差距指标。因此，当我们在构建新的综合性社会指标时，应当以发展中国家社会指标的上述两个特点为依据，并在实践中重点研究发展与转型指标。

　　关注过程性指标，而不仅仅注重结果性指标。过程性指标可以比结果性指标更好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并能帮助我们探寻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更加深刻地把握转型时期的社会动向。例如，在衡量经济发展时，我们不仅关注经济总量、增量、增长率等结果性指标，还应特别关注经济发展过程，并寻求过程性指标刻画这一过程，如生态环境成本、生态足迹。这将加深我们对社会过程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揭示社会问题形成的根源。

　　关注多层次指标，兼顾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与生活质量指标相比，综合性社会指标更多关注发展的整体或宏观层面，可直接反映社会问题，刻画社会结构。这与我们现有的国家统计体系更吻合，因此可以更大程度上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并且更容易推广使用。然而，这种指标体系中也往往存在重视客观、宏观指标，忽视主观、微观指标，使国家统计数据中损失了重要的可分析信息。因此完全可以考虑将部分生活质量指标纳入综合性社会指标中来，从而形成一套宏观与微观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协调的、多层次的、全面的综合性社会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