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作者简介：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家语委科研基地“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外语教育、语言政策。
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战略研究（WT125-84）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提出目前我国语言人才培养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对此我们要充分考虑投资国与被投资国双方在语言战略上的互动性，采取多形式多层次办学，对口培养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需的语言人才，积极发展汉语国际教育，切忌单向思维，不负责任地“一哄而上”，把人才市场的风险留给学生，这一思想具体又可以阐释为语言人才培养的三条对策。
文章大致包含以下几个部分：一、语言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二、语言人才培养的对策；三、结语。
通过对语言人才培养过程中所获经验的种种思考，作者指出目前我国语言人才培养存在三方面的主要问题。
首先，未能双向思考语言人才培养。文章指出，面对语言人才短缺的问题，学界及决策者往往只是从我国作为投资方出发，未能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被投资方对语言人才的供给。倘若我国到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能像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时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一样，雇佣大批当地员工，使其有机会参与中高层管理，这样既能节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也能为被投资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待遇，那么被投资国学习汉语的热情也会逐步升温。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除了要培养供需对路的语言人才外，还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满足被投资国学习汉语的需求。
其次，缺乏非通用语专业布点顶层设计机制。为适应“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眼下各高校都表示出为国家服务的强烈愿望，加之财政部门及留学基金委相关政策的推动，各高校增设非通用语专业的热度骤增。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及增设新专业的低门槛使得有些本不具备招生基本条件的高校开始摩拳擦掌，希望开设新的非通用语专业。这一态势很可能会引发非通用语专业“一哄而上”的局面，过量非通用语专业的毕业生带来社会就业难题。
第三，培养模式科学性不强，目标不够明确。作者指出目前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有两条途径，一是增设本科专业点，二是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公共外语课，然而这两种培养模式都存在明显的隐患。一般来说，非通用语专业就业面不如通用语专业广，这也催生了多种类似“通用语+非通用语”、“多语种+X”的培养模式来吸引高考考生，这种看似就业灵活的培养模式可操作性却不强，因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本科期间零起点学习一门非通用语，并且要达到外语工作的程度，几乎是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将非通用语作为公共选修课开设，是培养“专业+非通用语”复合型人才的另一条途径，然而这种课程无论从密度还是强度上都有所欠缺，很容易导致“高投入、低产出”的结果。
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作者继而提出三条具体对策。
首先，处理好国家需求、学生个人发展与外语习得规律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过分偏重任何单因素，都难以产生科学的语言人才培养规划。那么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非通用语专业需要顶层设计，以国家/社会需求为出发点，同时兼顾个人发展和学习学科知识的内在规律，这中间需要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政府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宏观控制和顶层设计，二是学校要在科学规律的指导下，在志愿的基础上挑选具有语言天赋的学生，让其学习多语或“非通用语+其他专业”。
其次，双向考虑“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路径。文章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大致分为四类：政府间人文交流、项目决策与谈判、项目落地国外、项目落地国内。每种需求所需的语言人才类型大致相同，即我方需要非通用语人才，外方需要汉语人才。就层次来看，双方都需要一批高端人才，如高级翻译、国别/区域通、行业通等。我们应当准确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迥异的国情、多样的文化差异等，意识到我国与这些国家互助共赢的模式不完全相同，充分认识人才的多样性、培养人才的多元路径。
第三，借鉴美国经验，培养我方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文章指出美国在培养非通用语人才时有四方面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第一，美国有统一协调美国急需的“非通用语+专业”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机构，即国防语言和教育办公室（DLNSEO），而我国在国家层面上缺乏能够进行顶层设计的政府机构。第二，美国DLNSEO以项目集群为抓手，用竞争申请奖学金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优秀本科、硕士生，所有获得资助的学生都必须将非通用语学习与相关专业结合。第三，尽早设立学习非通用语“一条龙”专项奖励基金，吸引有兴趣的中小学生从小开始学习，并在大学设置与之衔接的课程。第四，将公共非通用语课程改造为语言强化训练课程，为学生提供高密度高强度的外语课程，达到标准后，再派到对象国学习某个专业课程。
（本文刊于《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