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天宏

1923年末，在往返于上海与南京的火车上，人们总会见着一个身穿中山装、个头不高的年轻人。他行色匆匆，随身携带着一个藤木织成的黄色箱子。这原本没什么稀奇，这样的箱子，是老上海寻常人家常有的普通物件。

但箱子里的实验室仪器，却并不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所熟知—一套测定光波用的干涉仪，一套测量电子电荷的油滴仪……这些仪器中的大部分，是这个年轻人亲手制作的，他是中国早期寥寥可数的几个物理学博士之一，胡刚复。

上世纪20年代，物理学在中国尚处于萌芽阶段，留学生大多选读法政、工程技术等学科，研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学生为数极少，获得学位者更是寥寥无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归国的胡刚复，开了研习物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发展史的“起点”人物。

物理这门学科在晚清引入我国之后，教物理者在讲堂宣读讲义，学生照章背诵，大学堂里无物理实验室。而胡复刚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以亲手制作的实验仪器充实了实验室和在实验基础上进行的物理教学，从而把真正的物理学引进中国大学的讲堂”。

作为一个以实验物理为毕生专业的研究者，1918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物理实验室。5年后，这所高校的理化楼失火，他倾注心血的实验仪器付之一炬，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实验，胡刚复于当天乘火车赶赴上海，向自己正在兼职的上海大同大学借理化仪器，并立即乘车携回南京。这样的往返，持续了近一年。

胡刚复这样，教学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从27岁时任教南京高师开始，到1960年以69岁高龄任教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中间任教过的大学还有：东南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天津大学……

一长串的校名仿佛连成一个场景，这个身着中山装的教授手中夹着书和仪器，不停地奔波于全国各地，从青葱少年到白发老翁，一刻不停地活跃在中国近代物理的讲台上，在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中国现当代物理学界响当当的名字——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吴健雄、卢嘉锡等。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胡先生的实验课，实在考验自己的“动手能力”。在这儿是没有什么现成答案的，胡先生的口头禅是：“做了就知道”，如果实验室的仪器损坏了，也别想用新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它修理好了，再用它来做实验。

胡上课“颇有激情”，是有名的“拖堂”老师，一堂课拖延两三小时是常事。安排在他后面上课的老师总是很“倒霉”，只能带着学生在外等候腾空教室，而胡视若无睹，侃侃而谈，常常是学生不好意思了，起立拉他，才会下课。

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有一次，胡刚复在台上讲课，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旁听的校长竺可桢几次给他打手势，要他快点结束，可他还是一拖再拖。竺可桢忍无可忍，一把将他拖下台去，激起台下学生的一片掌声和笑声。

尽管如此，在他任教过的各大高校中，他的物理课却常是学生的首选，他也是学生崇拜的大教授，曾有浙大的学生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学部的老师好到什么程度，我实在不知道。据说，像胡刚复那样的天才博士，在外国都是很少的。”

如果没有归国，胡刚复在世界物理学史上，也许能留下更为显赫的印记，在哈佛留学期间，他针对X射线光谱方面的研究，已经走在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的前列。但1918年博士毕业后，他依旧选择束装归国，他曾说：“面对祖国的命运，我将做艰苦的奋斗。”

最为艰苦的奋斗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胡任职的浙江大学被迫西迁，他又显露出实验室之外的才能。胡刚复担任迁校委员会的主任，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

这所高校的师生们途经6省，最后抵达贵州湄潭永兴镇，在历时8年、长达2600公里的辗转流徙中，浙大物理系竟没有损坏一件玻璃仪器，没有丢失一根直尺。

不过，这个一辈子倚重实验仪器的物理教授，却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幅场景：胡刚复事先测量过自己的双手臂展，长约1．7米,西迁之时，每到一地考察校址，胡刚复便会伸开双臂，然后靠在每个房间的墙壁上翻转身体，很快就能计算出这个房间有多大面积，能派上什么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