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我对6.5%-7%的增长还是蛮有信心的。（资料图）

近日随着2016年全国两会的召开，“供给侧改革”、“去房地产库存”、“中国制造2025”等再次成为学界专家、业界精英关注的热点。如何看待“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去产能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制造应该如何寻求突破？思客就相关热点问题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专访内容整理而成。

如何看待GDP增速首设区间值？

思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被设定为6.5%-7%，您对这个增长速度是怎么看的？

迟福林：这是多年来首次使用区间来表述这一概念，我认为区间调控最好，不要单是7%左右或者6.5%左右，当然一定要保6.5%左右，区间调控反映它的波动性。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要翻一番的目标来看，“十三五”期间我们平均增长速度一定要在6.5%以上，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低于6.5%的话，今后几年的压力就会更大。所以，如果在6.5%以上，就可以争取主动。从中国的现实看，我们也有条件来实现6.5以上的增长。

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手里有好牌

思客：那么中国经济如何保持这样的增长呢？

迟福林：保持6.5％左右的增长，第一我们是有条件、有潜力的；第二，我们又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主线，因为我们会破解结构性的矛盾；第三，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出牌有一个路线图。比如我们加快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变革的进程，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快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这些路线图就会释放出中国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所以关键问题在于，第一能不能以结构性改革来破解结构性矛盾；第二能不能以结构性改革释放自己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我想第一我们有基础、第二有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的主线，所以我对这6.5%-7%的增长还是蛮有信心的，真的有信心，不是假的。

现在要鼓鼓这个劲，中央得出好牌。比如像户籍制度，一定要把居住证政策推出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北京市的居住证制度条件比其他地方要高。毫无疑问北上广这样的地方高一点，符合条件的人才就鼓励他在这儿，因为有能力的青年人还想在大城市里谋取好的就业，那其他的人就去别的地方。

去产能不能把所有压力都给企业

思客：您刚才说到关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整个改革中不能把太多的压力给企业，那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您认为有效的一个退出机制是什么？另外就是政府和企业在其中应该各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迟福林：这里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在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不能就问题来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抓大问题，就是趋势，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总需求变化了，但是供给不适应。所以 一定要从这样的整个需求来看，以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释放需求侧的巨大的潜力。

第二个问题，从现实来说，要解决这个，我们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重点放在哪里？重点放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上，而制度变革、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所以 以结构性调整为重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这样才能给企业形成一个可以转型的空间，企业才会看到希望。有些企业可能就转型升级，从制造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变，从生产硬件到生产软件，这样使得一部分企业职工也可以经过一定的职业培训转移到服务型的行业领域，也不会造成失业的恐慌。所以现在实际上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转型还是给就业提供了蛮大的空间。

思客：这个转型中对就业市场的冲击肯定还是会出现的。

迟福林：对，会出现，所以路径选择特别重要。所以在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过程中一定要抓转型升级，把解决结构调整的矛盾问题和释放转型升级的潜力相结合，使得很多企业有转型升级的希望，有转型升级的空间，由转型升级从而使它增强转型的主动性，而不是等死，尤其对国企更为重要。

打造服务型制造业还有减税的空间

思客：在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您觉得中国制造应该如何寻求突破呢？

迟福林：中国制造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就是以研发为重点的创新十分重要。因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基本是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尤其服务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所以我们能不能从一般的生产制造企业向一个服务型的企业转变，向生产服务型产品所转变，适应这个总需求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这十分重要。所以制造业转型升级我们说我们大而不强，核心的问题就是研发水平不够，所以使得我们创新能力不足。

第二，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研发朝着哪个方向研发？适应制造业服务化、信息化、全球化的特点，要紧紧把握这样一个特点的转型升级。在全球布局，与此同时是从生产型向服务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变化。比如说机器人， 机器人就是未来制造业服务型的特点，机器人可以服务，它能孵化3D打印机，这就越来越和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三，我们企业要适应这样的一些变化，要形成好的环境，企业必须要把短期和中长期合起来，现在市场逼着企业来做，需要政府在多方面给企业提供条件。比如结构性减税，比如政府加大对研发的支持，比如国家信息化的发展，这些对企业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 一定要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直接相融合，而不是相对立。在现代服务业中研发为重点的生产型服务业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因素。

思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包括结构性减税。现在很多人觉得国家的减税空间并不是很大，对此您怎么看？

迟福林：首先我们一定要从总量减税思路转到结构性减税思路，就是科技创新税收在一定阶段给予它一定的税收减免的支持，这样使得这个企业未来能发展起来，然后再增加你的税源。第二， 在这方面结构性减税还是有空间的，不是没有空间的。但是你说总量减税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税收一定在结构性减税上，尤其对科技创新型、科技研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这个。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降低它的融资成本，我们银行的改革、金融的改革要和它配套，现在我们的融资成本过高，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殊矛盾。

企业成本高主要是两个：融资成本过高，我们的钢铁卖出白菜价还是因为融资成本过高。融资成本为什么高？就是我们银行的经营成本高，银行经营成本为什么高？大型银行的体制改革、运行成本、效率都有待提高。

一线城市房价过快增长应引起高度警惕

思客：关于房价的问题和去库存，其实中国现在存在一个“冰火两重天”现象，一线城市还是非常热，而且最近涨幅很大。另外二三线城市还是存在比较重的去库存压力，而目前采取的措施，您觉得会导致房价泡沫吗？

迟福林：最近一线城市房价过快的增长应该引起高度的警惕，短期看好像对经济很好，事实上以投机型为主的房地产去杠杆，可能对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所以 要高度警惕，要严密控制那种投机型的、过度投机型的行为。所以房子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三条很重要。第一是一定要防止房地产过度杠杆化，这一条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现在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应该说和以投机为主带拉动的这种杠杆力过高是直接相关的。

第二就是房地产一定要和资源配置相结合，一线城市为什么好？三四线城市为什么差？就是它的公共资源配置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缓解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形势可能就要加大对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教育、医疗、文化设施，这样才使得三四线城市今后成为转移农民工的重要的选择地。

第三是区域调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区域调控不能一刀切。有些地方环境好，有些地方发展空间大，这些一定要有一个区域调控、区域发展的一些特点，所以房地产的问题已经表明，以房地产为重点的企业去库存是很复杂的一项任务，所以必须要做出一个总的设计，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能为了去库存而去库存，也不能为了短期的增长而去库存，更不能采取过度的杠杆率来人为地推动去库存，一定要立足于中长期，立足于结构性改革，立足于总体设计来逐步、积极、稳妥地解决房地产去库存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应具备哪些素质？

思客：中国正在加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您认为我们的智库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另外“中国特色”和“新型”这两个特征应该如何在智库建设中体现出来？

迟福林：中国总体上来说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不相适应是个突出矛盾，所以提高软实力就把智库的发展提上来了。

第二，新型的智库是什么？我想新型的智库一定要以服务于党和国家决策为目的，但是一定在体制机制上有一定的创新。完全行政化的智库就不能称为新型的智库，智库一定是以服务于党和国家决策为目的，但是体制机制一定要创新。比如小机构、大网络，充分利用起来。

第三，我们国家有一批人有责任感，有专业精神，有实践经验，所以智库要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作用，使得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智库，就是旋转门，有些官员是搞智库的，国家也鼓励他们到智库中去，从一线退下来到智库中去工作。

第四，更重要的是智库的方法很重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就是兼顾问题导向的行动研究，要把握大局、了解全局，对问题的客观判断提出一些行动建议，这种行动建议特别重要。

第五，充分运用社会力量来发展智库，这也是我们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所在的机构就是一个社会智库，如何用社会力量来建设社会智库，这方面还需要我们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因为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的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