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李林荣

　　放宽眼界回望历史，在新文化运动以降的30余年间，用创作和翻译并重的方式，在文艺、学术和思想的天地里深耕力拓，开辟从中国感知世界、从世界审视中国的崭新精神视野，是当时文坛学界前沿的一代有识之士志业所向的共同选择。置身这一历史背景中的鲁迅，显现出的迥异于他人的特质，不在于某一局部点滴的收获，而在于贯穿始终的全程坚守和在坚守中未曾稍有松懈的自我警醒、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

　　遗憾的是，详察迄今已逾90年鲁迅研究史，在描述和阐释鲁迅著译实践中的倔强坚守和严苛自省这两重情态的问题上，尽管众语喧哗、声浪高亢，但能体现知人论世的足够耐心和充分诚意的说法，还不多见。无限拔高的神化、圣化和蓄意扭曲的丑化、妖化，这两种貌似极端对立的思维惯性，在鲁迅研究的这一领域，合流为对历史人物、历史文本及其具体生成情境的生硬割裂和蛮横简化。

　　历史人物和历史文本，向来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树木扎根于土壤一般，深植在一定方位的历史地层中，形神风貌都因其所处的时代而生成，进退起落均与其所在的社会相关。这类历史人物和历史文本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可以看作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外发征候。反过来讲，这些人物和文本所表露的自我警醒、自我克服和自我超越的意识，归根结底，也正是特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化内在转机的彰显。而另一类历史人物和历史文本，虽然也对应和关联着一定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但这种对应和关联只停留在形式层面。

　　鲁迅和他的著译作品，显然属于上述前一类情况。从中国与世界交互对观的双焦点视域中，展开自己的文学事业与思想生涯，这对鲁迅来说，并非一种纯粹自由主动的选择。不纯粹的自由主动，实质上也就是不自由的被动。施加这种不自由的被动压力的主体，正是鲁迅面前的那个时代和社会。还原到确切的历史现场，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的生成情境，就是明治末年日本仙台和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交游、阅读、思考和写作所能及的那个特殊时空范畴。

　　个人学业、生活和思想上的出路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困境相关，中国的困境又和包括日本、欧美在内的世界其他各国相关，在留日时期的鲁迅的感受中，不是一种着意向上升华的高调的精神追求，而是一种循着现实问题内部的复杂关系八面出击、广求答案的低调切实的思路。博采日本知识界转译西方和独立阐发的众多学说，写出8篇文言长文，打开纵观中外古今的思维通路，建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精神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哲学、历史思想多领域相接相依的认知框架。同时，经由编译《域外小说集》以及翻译雨果、凡尔纳、安特莱夫等人的作品，一个对底层苦难、民族解放和科学幻想题材以及俄、法、东欧、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尤感兴趣的翻译视野，也逐渐趋于清晰。

　步入新文坛之后的18年里，鲁迅创作、翻译的产出日益密集，为相关书刊的编辑，投注的心血和时间也越来越多。但在思想议题和体裁类型的涉猎范围上，蔚成大家的鲁迅一直没有离开自己在日本初涉文坛之际的选择。坚守自己青年时期发现和确认的思想议题，在鲁迅这里，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对未获解的疑问难以释怀的理性诚实。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明白：过去时代提出的许多问题，早已不被当作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已被彻底解决，反而恰是因为它们从未被解决，于是只好被假装遗忘或者作“被失效”处理。鲁迅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问题，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改造国民性。用鲁迅年轻时候的话说，就是改变中国人普遍缺乏诚和爱的局面。

　　带着这个问题，鲁迅把自己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小说和杂文，都全力集中到了揭弊端、求疗治的方向上。甚至就在弥漫起几许玄幻、绮靡之意的《故事新编》的篇章里，也不完全收敛针砭现实的锋芒。相应地，在拣选翻译的作品素材时，鲁迅也有意避开了那些自诩或公认的高大上国度的高大上作家作品，多去搜求饱受蔑视的弱小民族和广遭非议的新兴国家的优秀作家作品。对此，以往我们常站在坚决拥戴鲁迅为我们的民族良心和世界级大文豪的高度，作俯瞰姿态的说明，认为这是鲁迅对世界上被压迫被侮辱的人民和国家表示博大的人道主义同情的体现。

　　事实上，中文译本就是专译给中国人读的。对外国人民的同情或其他任何表示，最自然也最合理的语言形式只能是他们的母语。硬译的技术主张，弱国作家作品的优选，在鲁迅的翻译实践中，同属一个策略的两个侧面，合起来看，都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更进一步讲，翻译和创作，在鲁迅改造国民性、增进国民精神的诚与爱的文化工程里，也是一体之两面，其共同点都是从病灶施药、自低处发力，舍高渺完美的理想主义于不问，拒先挂蓝图后上路的意图伦理于度外。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鲁迅、如何评判鲁迅的毕生之问和他为此所做的一切，现在，我们都依然得和他一起，承受一个各人心底的诚与爱都尚有不足的时代。身处此时此地，我们可以断定的，不是鲁迅之于眼前这一时代的意义，而是我们还没有抵达可以漠视鲁迅的时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