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斌

记得尚在读博期间，我曾翻阅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首次了解《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一书。曾就读于南开中学的何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彼时南开校长张伯苓注意到日本对东北地区的野心，“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早已嘱咐校长秘书、精通日文的傅锡永（恩龄）先生，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中，选撮精要编出一本专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的教科书，定名为《东北经济地理》”。惜一直未能寓目。近日终于有幸收到该教本影印版，得以窥其全貌。认真通读之后，有三点感受。

首先，该书对东北及周边地区的情况叙述堪称系统。虽名为地理教本，但书中内容已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行政交通、资源矿产、工业商业、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南满铁路公司及周边经济形势、地缘政治局势等诸多方面，资料丰赡，条目明晰，对当时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形的介绍非常全面。

其次，该书对东北之于中日、远东乃至国际格局的影响，以及如何解决东北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深刻。全面而客观描述东北情况已属不易，在此之上再加以精到点评，确实难上加难。《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做到了这一点。正基于对资料、数据、舆情的充分搜集与占有，故教本中所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如第十五章结论部分，编者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消极与积极两套方案，战略眼光可谓长远，同时着手之处又非常务实。文末编者更是强调，“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应由吾人负之。简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这一段饱含爱国热忱的有温度的文字，可谓点出了东北问题症结之所在。

再次，该书能达到爱国关怀与学术水准兼而有之，说明南开大学当时于东北问题研究上处于领先位置，这是集体科研的结晶。《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四个月编写出来，傅恩龄先生平时的持续关注与积累及编纂时的辛勤与劳苦自然功不可没。除此之外，此书能顺利问世，与南开大学所拥有的专业研究团队亦密不可分。早在1927年，因赴东北考察而深受震动的张伯苓组织建立了“满蒙研究会”，于是一个专门研究东北问题的机构就此诞生。此后南开大学不断派遣本校教授赴东北考察，积累第一手的观感与资料。这些教师，大多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专家，如蒋廷黻主攻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对近代以来中俄、中日问题甚为谙熟。通过实地走访，蒋认为“东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国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够的。军政两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兵工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再比如擅长中国工农业经济问题的何廉，一度致力于研究河南、山东百姓向东北迁移现象，他“越来越感觉到研究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机构，是极为重要的”。于是他借助赴东北考察的机会，搜集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用于该课题的研究。此外还有方显廷、萧公权、张彭春等人也从教育、政治、财政等角度探讨东北问题。应该说，这些一流学者的成果，对于《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的编写大有裨益，他们的不少观点在书中皆有所体现。因此教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南开大学众多知名学人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东亚研究会”以及编写教本的契机，不少学者将东北问题作为毕生关注的重点。如蒋廷黻于1929年离开南开后，依然在该领域努力耕耘，发表了长达数万字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可见，这批学者不仅学识湛深，并且时刻关注现实，未把眼光仅放在一校、一地，而是胸怀天下，他们携手构建了一种学术共同体、志业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

总体而言，《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一书体系全面宏大，内容丰富精确，无疑是一部体现了当时东北问题研究前沿水准的上乘之作，其学术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如何深入挖掘该书背后所隐含的学术背景及所蕴藏的现实意义，仍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