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怡；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谢文新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生物进化论为核心，以自然选择为理论法则，是19世纪自然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它彻底摧毁了西方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并对自然科学、宗教、社会学、伦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西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经过了演化和进化，最终摆脱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进化到了“善者生存”，也就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法则。

生物进化论在西方的演化和“进化”

生物进化论进入社会领域，最早被演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第一，研究领域的演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思想，应用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之中。其核心观点是，因生存竞争所造成的优胜劣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同样适用，并在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思想观点的演化。社会达尔文主义常常被用来描述种族差异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对利益的无偿占用性等社会突出问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达尔文在其生物进化理论中已经发现了一种社会哲学，他本人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第三，政治立场的演化。达尔文被认为是一个不考虑后果的物质主义者，他的观点属于不负责任和对社会有误导的陈述，被认为“是在一个自由党的伪装中，或者作为一个仅仅与研究有关的典型的科学家被引证，而在社会的进化思索中他从来不满足于此”。

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符合社会进化的原则。社会进化的原则和生物进化原则最大的不同是：生物进化的目的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包括个体的自私性），就是保持种群的生存。这是进化的最高原则。社会进化在承认普遍的生存权的同时，追求共同改善的原则。其生存的原则从以种群的生存为最高原则，渐次“进化”到近现代以个体权利的保障为最高原则。正是由于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进化原则，一度被西方所禁止。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猴子案件”（Monkey trial），又称斯科普斯案（Scopes case）。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对生物进化论对人类道德瓦解的恐惧，深层的含义是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的内在冲击。它是由“当时田纳西州的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学校讲授进化论”引发的。“领头起诉的律师是曾经三次获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布赖恩，他在威尔逊总统任期内担任过国务卿。……他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主义，主要原因是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会引起社会道德的衰败”。西方对生物进化论抵制的最后结果是：生物进化论作为科学研究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被社会“进化”所扬弃。

进化论近在现代中国迅速被接受的历史因缘

在美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生活·读数·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在这之前，生物进化论却在中国早就“不胫而走”。1898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以《天演论》出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很快成为西学东渐的流行语。吊诡的是在美国和中国，进化论的进入均对现存社会伦理道德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是美国由此抵制进化论，中国却欣然接受进化论。中国欣然接受进化论有其内在的原因。

进化论符合近现代中国面对“千年变局”的需求

19世纪下半叶，进化论开始传入中国，这时中国正是清朝晚期，处于“千年变局”的酝酿期，亟须新的社会理论对现状进行解释，对未来给出答案。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具有一种乐观主义倾向的优势。这就使人们相信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后面的社会一定胜于过去和现在，在前面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等待着人们。进化论这样的理论愿景正好适应了中国“求变图新”的需要。

第一，进化论为冲破旧道德提供了伦理支持。在中国近代社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应该冲击旧纲常伦理观念，建立新的道德伦理观念。他们面对西方的炮舰政策，面临百年变局的中国，亟须撼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纲常秩序。以“三纲五常”等作为秩序的旧道德与近代社会的文化进步新观念，如科学、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格格不入。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力图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必须从器物层面的变革上升到文化层面，这样必然冲破封建道德伦理的立论源头“天道”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为新观念的引入疏通理念上的逻辑。此时，近代国人将目光投向进化论这一极具解构性的“科学”新发现顺理成章。

进化论为“救国保种”提供了思想基础。追溯“鸦片战争”以后那段令中国人辛酸的历史，就会发现国人寻求救国方法时，经历了由学习西方枪炮的“器物之学”到声、光、电、化的“技艺之学”，再到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的“政学”过程。这是一种由简入繁，由局部到综合试图整体上变革社会结构的过程。“甲午战争”后，“随着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人们的视野也更开阔，传播西学的热情高涨，所涉方面较之战前广泛得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较科学技术的比重越来越增大”。（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甲午战争”后，“泱泱大国”的中国被“弹丸小国”日本击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大危机。诚如龚书铎所论“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救国保种”首要的是要结束腐败无望的现政权，进化论的颠覆性威力正好符合了这时中国人的理论饥渴症。

进化论符合当时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需求

生物进化论进入中国迅速“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时正值中国发生千年变局。满清政府倾覆，但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却步履艰难。中国被瓜分的外患危机不但没有被解除，而且形势更加严峻。帝制复辟和北洋乱局让人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改造国民性的文化使命摆在了中国的面前。此时，进化论自然选择、基因遗传和变异等理论的社会意义被中国的仁人志士所借重，成为推动文化革新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依据。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前现代”阶段，国内出现了各种以“新”为题头的运动。这些“新”运动后面的理论依据都是进化论，或者反过来说，这些“求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为进化论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创造了条件。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接续清末民族革命的遗绪，进一步试图在思想领域使中国进入现代化的一次广泛的社会运动。新文化的标志是对内反传统，对外西方化。这是“进化论”的思想在中国孕育出的“果实”—以“新”替“旧”，改造“国民性”。

从另一个方面看，进化论在中国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面貌流行，被赋予了革命意义，成为触发政治革命的思想引线。恽代英就是一个深受进化论道德观影响的革命者，他说：“人畏死而求生，则必须牺牲小幸福以求大幸福，即为自利而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凡正义观念均由此起”。（恽代英：《恽代英日记》第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将“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新物种代替旧物种，新社会代替旧社会。他们经历了从接受生物进化论，到以生物进化论为武器反封建，最终到结合进化论，选择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在这一途径上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进化论在近现代中国为什么“退化”

进化论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遭遇，最后导致生物进化论在社会进化论中被扬弃—社会进化论回到以人本身为目的的轨道上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没有在西方形成流行之势，更没有造成实际的社会影响。但是，在中国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们吸收，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隐性基础，也成为军阀割据的理论渊源。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发生了“退化”呢？

进化论对“群体目标”的强调符合中国传统重视“族群”的思想

中国人以传统的方式反传统，这样，接受达尔文主义，正好把自己固化在达尔文主义与传统文化相契合的部分。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很直观，它是由人组成的“群”。荀子曰：“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家们接受了荀子这一思想，人为生存而“群”处，“群”居。据此推论，又生出一个问题，既然群居就须讲明“群居之道”，按荀子的观点“群而无分则争，……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篇第十》）。纵观荀子的“群居之道”，也就是“群术”，凸显了社会管理者“人君”，漠视了社会主体“民众”，在这里社会是血亲家庭的简单放大，“人君”即家长，社会即家庭，社会的管理之道—“群术”，自然是家长说了算。显然，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个人”是为“群”而存在的。这和进化论中的“族群生存”至上的观点基本一致。严复在介绍进化论之后，也把英国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年）翻译成《群学肄言》（1903年）出版，这是将“民主”和“平等”观念最早介绍到中国的著作。但是，相比之下，进化论中关于具有集体主义的“群体目标”的观念更符合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而斯宾塞人民主权的“群”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相去较远，如此，进化论更容易被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进化论中关于集体行动的原则自然“固化”，并且在理论过渡上“暗度陈仓”，与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保持一致。

中国的实用理性思维模式无法对进化论进行全面评判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无不体现着中国人以传统的实用主义理性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以这种态度来引进进化论，就不可能把进化论作为一个包括了其方法论的一套科学理论看待。严复把进化论概括成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来的政治家、革命家从发动社会的角度，从集中权力的角度，从达成目标的角度，在当时的“语境”和“时势”下自然把近期改变现状的目标作优先考虑，这样进化论“解构”和“颠覆”的力量以及“集体生存”至上的理念，被选择性地纳入中国的政治文化层面来了。另一方面，近现代时期，中国人尚缺乏实证主义的科学思维，常常以附会、类比的方法来论证自然现象和科学问题。对于进化论，中国的“科学思维”仅是通过与自然现象的比较，确定其是否科学。中国人接受进化论，但是并没有接受达尔文从自然现象中提出问题，通过实地考察收集证物，然后通过科学对比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的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样，当时的中国人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除了作实践理性的考察外，无法作全面的科学评判，也就无法质疑。再加上达尔文进化论所支持的救亡图存的高尚目标，对社会正常的理性思维形成道德优势，也窒息了少数对其的科学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