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煦

文物关乎国家历史、民族精神，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物保护，不但有很强的技术性，而且牵涉到经济社会诸多方面，需要深入研究。民国时期，是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起步阶段，进行了很多有影响的实践。1930年代北平进行的“故都文物整理工程”，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之一。

逼出来的文物保护

1930年代的北平能够开展大规模的文保工程，着实是形势所迫。

北平是明、清和北洋政府的首都，典型的消费城市，靠庞大的官僚群体维系着商业经济的繁荣。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北平，推翻北洋政府。首都迁往南京，北平顿时失去了繁荣的根基，社会经济迅速衰退。如此危局之下，如何寻找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恢复为政治中心，已无可能；发展工业，基础薄，见效慢；做贸易中心，根本竞争不过近邻天津……一番争论之后，人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北平的历史文化资源。北平丰富的文物古迹，每年吸引大批中外游客，也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于是，建设“文化城”“游览区”，成了1930年代北平的主要发展思路。而作为这一切基础的文物古迹，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珍视和保护。

可好景不长，1933年初，国民政府为应对日军对华北的入侵，将故宫大批文物南运。此举虽使国宝免于战火，但极大地损害了北平的旅游业。珍宝不在，北平吸引力大减。鲁迅作诗道：“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更严峻的是，国民政府面对日寇，不去卫国守土，却忙着“抢运”宝物！此举令北平市民深感自己成了“弃民”，对国民党当局大为不满，社会局势也出现动荡。在这种局面下，如何把北平“文化城”的事业延续下去，恢复经济，安抚人心，就成了地方政府面对的紧迫课题。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长。面对内忧外患下北平寥落冷清的局面，袁良作出勤勉振奋的姿态，逆势力推旅游业发展。鉴于古物南迁后北平“可以号召游人者……仅此古代帝王之建筑”，袁良决定对北平古建文物进行大规模系统性修缮。在他的积极筹措下，特别是取得了南京中央的支持后，1935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北平文物整理工程正式启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物整理工程从1935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共进行两期，修缮了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以及北平城墙、牌楼、城门等近50处古建文物，在古建筑的材料更新、结构加固、彩绘修复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至今多为专业界所称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次文整工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组织管理和工程技术上的诸般“利器”。

文整工作的最高领导者，是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文整会级别很高，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行政院长汪精卫先后兼任主席，委员则包括河北、察哈尔两省主席、北平市长、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道各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等部会代表。文整会不负责具体工作，但在整合事权、监督协调、筹措经费方面，作用重大。没有文整会的协调，北平的施工方就难以进入河北省昌平县修缮十三陵。更重要的是，正是靠着文整会的统筹，铁道部、财政部同意负担工程2/3以上的经费。可以说，没有地位崇高的文整会，仅凭北平市一家之力，文整工作不可能顺利推进。

在文整会之下，承担具体工作的是北平市政府。为了与文整会衔接，北平市政府特地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由市长、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正、副处长，具体实施各项文整工程。当时的北平市工务局长谭炳训，毕业于北洋大学，本人就是市政学者。在其具体组织下，各项工程都执行了相当严格的技术程序。“每项工程……都由建筑师会同顾问先作实测调查，然后设计，又复详细审核，方付实施。”具体施工中，还广泛地采用了招投标制度。工程被分包给民间营造商，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同时也确保了工程品质。

文整工程还拥有强大的学术支持。文整会聘请中国营造学社为顾问，学社中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和建筑师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学社整理的《清式营造则例》，则成为指导修缮的技术“教材”。文整会又花费14万元，委托当时国内著名建筑设计事务所——天津基泰工程司整修天坛古建筑。基泰对此非常重视，特地在北平设立分所，由公司主要负责人、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亲自主持。虽然工程主持人都是有留学背景的现代建筑师，但他们在发挥自己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古建匠人的知识和劳动，不对传统营造技法指手画脚、肆意更改，而且认真严肃地学习分析，探寻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之道。正是这些良好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持，为文整工程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助成其功。

“焕然一新”背后的争议

文整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时社会舆论对其也大体肯定。不过在面对修缮一新的文物古迹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议论。首先就是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文整处在前门、东四等六处牌楼改建工程中，用混凝土结构替换了传统的木结构。此举当时颇引起市民的质疑。对此，工务局长谭炳训解释为“西方骨干，中国外表”，是20世纪以来中国建筑界在探索“民族形式”时常用的做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追求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探索。但古今中西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失去筋骨和功能的“民族形式”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当时没有答案，至今也仍在争论。

此外，当时还有人提出了类似“文物属于谁，文整为了谁”的问题。一些北平本地的文史学者认为：天坛、颐和园这样的“大牌”名胜，虽然也经风历雨，有所破损，但建筑基本完好，结构尚属坚固。相比之下，一些极具风土人文特色的古迹，如万柳堂、黄金台，甚至卢沟桥等，却已到了坍塌败坏、湮没无闻的边缘。当局不用有限的经费，去抢救这些具有高度“精神价值”的文物，而围着著名景点大做表面文章，无非是为了发展旅游、增加收入，甚至有讨好西方游客之嫌。黄金台和颐和园，哪个更具“精神价值”？见仁见智。但发展旅游经济，显然是当时政府推动文物整理的一个基本动力。可以说，没有“游览区”，就没有“文化城”，也就没有文物整理。而商业化又会对文物和文物保护造成什么影响？当时没有显示出来。但后来，它成了困扰我们多年的大问题。

1930年代的北平文整工程，在抗战爆发后逐渐沉寂。当年被整理的古建文物，后来也经历了多次修缮和变迁。但这次中国文物保护的早期实践，它身处的时代环境，采用的专业技术，体现的思想观念，各种成果和问题，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