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杨菊华

在过去30年中，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2013年仅农民工的数量就达到2689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在东南沿海的多个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甚至超过户籍人口数量。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能否在流入地获得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公平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立足、社会互动、文化交融和心理认同，既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也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是社会管理创新效果的检验标尺

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首先，是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基石。当前，人口流动模式正经历着由个体奋斗向举家流动转变，由短期逗留向长期居住演变，由计划返乡向渴望融入发展。而“双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多数流动人口既回不去家乡，也难融入城市，导致因融合不足引发的问题凸显。人群融合可有效化解基层不稳定因素，预防社会断裂这一重大风险，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其次，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2013年，若剔除未能享受同城待遇的流动人口，城镇化率降至35%，流动人口明显处于 “被城镇化”和“半城市化”状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宗旨是“以人为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提升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和必要举措。

再次，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保障。推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消除其“过客”心态，增强对流入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有助于形成支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突破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瓶颈。

最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科学依据。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境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事实依据；他们的融合水平是社会管理创新效果的检验标尺。治理服务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进程中矛盾最突出、利益最纠葛、关系最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

“90后”乡—城流动人口处于三重融合弱势

社会融合覆盖经济立足、社会互动、文化交融、心理（身份）认同4个维度及多个测评指标，通过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加以整合，形成四个维度的分指数和一个总指数，值域均介于0—100之间，取值越大，融合程度越高。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8个城市对3万多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融合程度很低，人群和地区差异凸显，严重阻碍了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调查分析表明，流动人口总体融合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尤其不足。数据显示，社会融合总指数得分大约仅为65分，且不同领域的融合进程并不同步。其中，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意愿，在文化习俗和认知方面与本地市民的距离最小，但因社会保障水平严重偏低，经济立足状况不稳，与本地市民缺乏互动，导致两类人群形成了心理上和空间上的“二元社区”。

受户籍制度与出生队列双重制约，“90后”乡—城流动人口处于三重融合弱势。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大大低于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合水平，且“90后”农民工的融合水平最低，总指数得分不到60分，低于1980年前以及1980年至1990年间出生的农民工，凸显出其作为年轻人、农村人与外来人的三重弱势。作为年轻人，他们社会阅历不足，在就业市场和社会资本方面难以与老生代竞争；作为农村人，他们在成长经历与教育资源方面先天不足，难以与城—城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相比，农民身份遭受歧视；作为外来人，他们难以均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主观上对城市的强烈渴望与客观上的无情现实之间落差巨大，难以实现融入。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缺失，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二元融合困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4个维度的融合水平都不如汉族流动人口，综合指数得分不到60分，约比汉族流动人口低7分；特别是心理认同方面，得分比汉族流动人口低近10分。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低、劳动技能缺乏，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语言沟通困难，文化交融较难实现；宗教习俗差异使他们与流入地主流人群社会交往区隔明显。这些都导致他们难以实现对流入地的身份和心理认同。

由于准入门槛与语言文化双重困境，跨省流动人口面对社会互动与心理认同瓶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经济立足水平较高，但社会、文化和心理融合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融合情况刚好相反。经济发展可促进流动人口的经济立足，但未必带来行为的适应以及文化和心理的交融。东部城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个人发展前景较大，吸引了大量的外省人口前来劳动就业。跨省流动使空间距离的影响最大化，制度障碍更难跨越。加上东部独特的方言以及浓厚内敛的地方文化，外地人短期内难以适应，融合推进的压力和难度较大。

将社会融合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指标

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科学研究，完善评估体系，将社会融合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指标。发挥国内外专家智库的作用，完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形成具有评估和诊断功能的融合指数，弥补GDP这一经济指标的不足，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风向标。定期纵向测评全国、横向比较各地的融合水平，研判流动人口的融合现状及问题，评估相关政策措施效果，为政府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决策依据，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第二，构筑交往载体、搭建对话平台，增进人群之间的互动包容、接纳欣赏。一是适时组织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课堂，或借助手机短信和电视公益广告等现代媒介，开展融合宣传，介绍本地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帮助流动人口尽快适应。二是组织本地市民和流动人口共同参与的群众性活动，构筑社区交往的载体，增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相互了解和情感交流，扩展流动人口的社交网络，提高他们的社区参与兴趣和热情。三是保障流动人口平等享有参加工会、党团组织、选举活动和社区管理的权利，搭建流动人口与社区管理之间的对话平台，为其提供灵活多样的利益表达途径和诉求渠道。

第三，重点关注弱势人群，提升流动人口的整体融合水平。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很强，融合水平因子群体不同而差异甚大。关注重点人群，有的放矢，可事半功倍。比如，“90后”人群多为未婚人口，他们远离父母家人，缺乏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容易滋生迷茫、不安等情绪，需要流入地社会的关爱。地方政府可通过心理咨询服务室，提供心理、婚恋、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咨询，帮助他们顺利适应。

第四，基于地方经济结构与文化特色，把脉融合的重点与难点，因地制宜推进融合。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城市总量多，多为跨省而来；中西部城市规模小，且多为省内流动人口。各城市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政策不能“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推动融合。东部地区不应死守城市较高的准入门槛，应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便利，帮助他们实现在当地的家庭团聚，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动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中西部城市应提升经济发展能力与活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优质劳动力的流出，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保存源泉活力。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13JZD0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