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黄其洪

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已不是新话题，这种时代性的理论要求，对于批判过去长期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对于加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对话，对于破解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如人的异化和物化、环境问题、公平和正义问题、贫富分化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仍然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存在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逻辑脱节，一些学者认为讲究学术性就是回避现实问题，对自己研究经典文本和学术史所具有的理解前见缺乏自觉，甚至拒绝反思这种前见，从而弱化了马哲研究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回应能力；一些学者一味强调对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放松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只言片语来论证自己研究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沦为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注脚，丧失了马哲文本源于实践、把握客观规律所应有的学术自信；还有一些学者一味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所谓马克思学的思路，不加甄别地认同他们的结论，在没有对经典文本下苦功夫的前提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学的观点和尺度来分析和评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造成这些研究者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学的传声筒，丧失了中国学者的学术主体性。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在学术性的旗号下走向了对理论创建的教条主义化考据误区，在他们看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记辨识等技术性问题是大于一切的问题，认为不经过这个阶段，一切理论创建都是空的，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创建都是无意义的。这种倾向严重异化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工作，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理论虚无主义。

为了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有四条原则值得注意。

首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对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目的，不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成为西方思想资源的注解，更不是成为他们的理论婢女，而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放回到它所产生的学术争论、历史背景和思想现场中去，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科学性、革命性、批判性、建构性和当代价值。这还需要我们今日的马哲研究者共同努力。搞马哲研究的人不确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体地位，将会犯把手段当目的的错误，最终将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

其次，必须着力增强中国马哲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我们不应该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学的传声筒，中国学者应该坚定学术自信，相信自己经过努力有能力得出创造性的学术判断。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都会给我们提供独特的理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理论视野和问题视域，经过长期的理论努力，不仅会使中国的马哲研究在世界马哲学术生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会为整个世界哲学界提供独具特色的思想资源。

再次，不断强化马哲研究的解释学意识，切实提高学者对所关注的学术问题的理解前见，正确把握理论与历史的学术自觉。在这个基础上，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既可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又可以强化马哲研究对时代、世界和中国问题的积极回应能力，从而真实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和“实践哲学”的本质，弘扬马克思所倡导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传统。当然，这既需要宽广的知识储备，又需要直面现实的理论能力。

最后，必须有效克服理论虚无主义心态，强化理论建构的学术生产能力。直到现在，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还是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亦或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代表作品，都有了比较成熟的版本，其中大多数也已经有了可信的中文版本。所以，尽管笔记辨析、编辑技术等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唯一内容，或者说每一个马哲研究者不仅必须接受扎实的文本研究训练，更要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来自于扎实的文本研究能力、严谨的问题意识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中国的马哲研究才能在学术的时代性表达和建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