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海远 李实

西蒙·库茨涅兹（Simon Kuznets）在1955年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他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历史数据中发现，19世纪末期，随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了20 世纪初期，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增长，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小。由此，他认为收入差距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密切相关。这就是著名的“库茨涅兹假说”，又被称为“收入差距倒U 型假说”。

该假说提出后，学者们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争论不休。之后的经验验证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展开。第一，如果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上升、后下降，那么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变化应该呈现倒U 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二， 如果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有相关性，那么收入差距的变化也应受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在20 世纪90 年代之前，大部分研究结果是支持收入差距倒U 型假说的。

全球、长时期的经验数据不支持倒U型假说

20世纪90年代之后，该假说的支持率不断下降，现今相关研究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倒U 型关系，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变动没有系统性影响。库茨涅兹的倒U型假说只是一种假说，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库茨涅兹所用样本的城市化率并不高，因此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并获得了较高收入，最后收入差距趋于缩小。然而，对于当前许多发达国家来说，城市化率已经很高，再通过城市化过程来自发地缩小收入差距已经不太可能。另外，库茨涅兹没有把政府的转移性收入放进收入的定义中，忽略了转移性收入的调节作用。然而，近年来各国都加强了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所以把政府转移性收入放进来后，收入差距倒U型假说不一定成立。

从全球经验来看，一些近期的研究基本不支持甚至否定倒U型假说。德宁（K. Deininger）和斯奎尔（L. Squire）1996年的研究显示，如果引入国别特征变量，收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不仅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且符号正好与倒U型假说预期的相反。他们使用了跨国的面板数据，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模型估计中识别出国别特征的影响作用，而过去大多数支持库茨涅兹假说的经验研究，基本上使用了跨国的横截面数据。拉瓦雷（M. Ravallion）和陈（S. Chen）1997年对42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收入（消费支出）差距的变化幅度与消费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发现消费水平与分配不平等之间不具有任何显著关系。多拉尔（D. Dollar）和克雷（A. Kraay）2001年利用一个更大规模的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估计，发现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并且二者的增长是同幅度的；但是经济增长对缩小收入差距不起作用。他们没有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超过了非贫困人口。

最近，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收入差距水平没有呈现所谓的倒U型规律，反而在持续扩大。他的研究发现，1914—1970年期间是资本主义过去300年中唯一贫富差距缩小的阶段，而其他任何时期都经历了贫富差距稳定扩大的过程；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扩大趋势愈发明显和急速。由此，从一个更长时期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存量的提高，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U型的变化轨迹。尤其是资本回报率始终稳定地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回报率，社会的资本收入比越来越高，以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最终收入差距曲线只会呈现单调递增的上升趋势。所以，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贫富差距的缩小是战争和政府政策强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真正常态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这对倒U型假说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数据也不支持倒U型假说

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数据也发现，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收入比不但短期波动很大，而且长期偏离均衡水平。古巴富人的收入中有40%来自于资本市场，中国富人接近80%的财产来源是房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如越南和中国）受国际环境影响，也都不得不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本价格飞速上涨，资本回报率快速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收入差距的正U型发展规律，也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尤其是存在于具有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可见，收入差距的倒U型假说并没有得到全球更长时期历史数据的支持。

中国的收入差距呈波浪式螺旋上升

纵观已有的文献，无论是根据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还是实证检验，中国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倒U型假说。从变化趋势来看，我国的收入差距先是经历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然后在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的作用下，收入差距水平开始显著上升，而在近几年惠农政策的影响下，收入差距水平又保持稳定，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缩小倾向。由此看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其实是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螺旋上升过程，这样就无法保证收入差距水平只有唯一的极大值。而从已有的经验来看，收入差距水平一般会存在着频繁的波浪式发展规律，收入差距变化曲线不但不是光滑的，而且往往会出现多个极大值现象，甚至会出现多个倒U型拐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涉及收入差距的论文，都假设存在倒U型规律，然后就天然地把模型设定为二次型曲线，这既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撑，也没有得到数据的基本支持。

收入差距曲线的极大值点不等同于警戒点

一般来说，若收入差距超过一国或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即可说收入差距达到了警戒线。然而，如果仅论述收入差距的客观变化趋势，而丝毫不去讨论社会的承受力或容忍能力，就不可能成功达到“测算收入差距警戒线”的目的。首先，一个国家或社会对收入差距程度的承受力，受政治和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还取决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比如腐败、行政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就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满，也难以为公众所容忍。其次，国际上只是从数据观察上发现，存在“基尼系数0.40为国际警戒线”的规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献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很难精确度量一个社会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力或容忍能力。再次，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收入差距警戒线，是否是唯一并固定不变的？我们认为，这个警戒水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时间范围内，可能是会动态调整和变化的，而不是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唯一固定值。最后，收入差距变化曲线有可能不是光滑的，而是出现多个极大值的现象，因此，收入差距曲线的极大值点就不能简单等同于警戒点。

收入差距的走向取决于公共政策

在中国，由于时间序列的收入差距数据只有30年左右，很难通过有限的数据来判定收入差距的规律问题。而且中国的收入差距更可能呈现出波浪式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无法保证收入差距曲线存在唯一的极大值，认为存在倒U型假说的观点缺乏证据。简单利用倒U型函数求偏导，从而获得极大值，并由此来预测中国未来收入差距不断走低的做法，更是明显错误的。因为影响中国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层面的，也有经济转型层面的，还有政府政策层面的。我们认为，中国未来收入差距的走向，将更多取决于惠农政策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所谓的倒U型假说。

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成功地从收入中等偏低迈向中等偏高的国家，普遍实行了偏向于穷人的公共政策，它们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富差距都快速下降，收入差距水平也显著降低，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分割问题得到了缓解。因此，实行偏向于穷人的公共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优选择。未来中国仍要实施偏向于穷人的公共政策，通过实施更加精准的国家扶贫策略，减少贫困人口，并有效缩小收入差距。

最后，从国内外的收入差距变化来看，我们需强调，经济发展阶段并不是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中，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等，才是最为核心的因素。在这种情形下，要调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分化问题，仅靠经济发展的自我节制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调节，改变弱势者的相对不利地位，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这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