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

商会是近代中国社会新式民间社团的缩影，具有多维的历史面相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我国商会史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成为十分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围绕商会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走向，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商会史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

商会史研究逐渐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80年代，商会史研究作为一门专史和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得以形成，并初步提出以中国大陆本土话语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早期的理论框架。请您谈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商会史研究从无到有的发展情况。

马敏：作为新式商人组织，商会自创立以来便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早在民国时期，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注意到商会的重要作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美国学者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也曾著有《北京的行会》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国内学界将商会视为资产阶级控制的旧社团，对其研究较少。相比之下，欧美和日本学者较早予以关注，并开始相关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鉴于学界在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研究中忽视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现状，章开沅先生提出，将商会与行帮、公所、会馆等一起列入研究范围，强调商会研究是从整体上考察中国资产阶级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自80年代起，北京、上海、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都开始对本地商会档案进行整理，编成大型资料丛书，供研究者使用。

到90年代，苏州和天津两地的商会档案先后公开出版。商会档案的发掘与整理，构成商会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90年代，商会史研究形成热潮，一批颇有分量的专题学术著作先后出版。这些著作在80年代单篇论文研究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社会组织系统理论、法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对中国商会的社会背景、组织结构、社会功能以及政商关系、商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商会与城市发展、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商会与外国商会的比较、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在商会的成员构成及领导权、商会的社会属性、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的关系、商会与近代国家政权关系等领域，均有新的进展。

全方位推进商会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商会史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等研究领域的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商会史研究在哪些领域取得新的拓展？

马敏：进入21世纪后，商会史研究又有新的发展趋势。新近出版的一批专著，或在新的理论视野下进一步从事个案研究，或在研究时段、研究地域、研究内容等方面取得新拓展。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时段的延长。研究时段方面，最初集中在晚清时期。近年来，较多成果的研究时段已涉及民国中后期，甚至到当代。例如，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就曾对近代商会、同业公会向工商联、当代商会、行业协会发展的历程进行了详细分析。此外，当代工商联以及商会的角色、地位、作用等议题，也受到学界高度关注。

其二，研究地域的拓展。最初的商会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少数大城市，无法涵括整个中国商会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来，商会史研究在地域方面有了显著突破。内地中小城市及海外商会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有了较多成果。就地方商会而言，涉及奉天、高阳、沙市、无锡、杭州、潍县、济南、青岛、厦门、成都、梧州、汕头等城市和地区；就海外华商会而言，涉及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至于在华的洋商会，例如上海洋商总会、广州外侨总商会等，学术界也有所论及。

其三，研究内容的国际化。商会与全球化进程、国际商会的设立以及商会的国际间交往等研究课题，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这说明，商会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在研究全球化进程之时，商会是不可忽视的全球化社会组织之一，必须予以研究。目前，已有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晚清商会走向国际、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包括跨太平洋区域商业网络的形成和中国、美国、日本商会的交流互动等。通过商会之间的交流而展开的商人经济和民间外交，也受到较多关注。2009年8月，国际经济史学会在荷兰举办第十五届世界经济史大会，我们在会议上组织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博览会”小组讨论。2012年7月，在该史学会于南非举办的第十六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上，我们又组织了“全球化与中国商人组织的现代化”小组讨论。这进一步推动中国商会史研究走向国际学术交流舞台。

努力描摹中国近代商会的本相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商会史研究仍受关注。但是也有学者表示，由于其他新兴领域的崛起，以及商会史面临自我定位、理论方法、史料运用等困惑，商会史研究有式微的迹象。未来的商会史要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马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今后的中国商会史研究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不过，在具体研究中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要走出单纯研究商会这一局限，提倡总体史研究。即是说，要透过商会看社会，研究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合作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合作）；分析商会与整个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探讨商会在近代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小见大”。具体而言，对商会以及活跃于其中的商人，既可从经济史、政治史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从社会生活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在新的视角和眼光下，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使具体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致化，更接近历史的客观真实。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坚持“据之于实情”，对商会作出更合乎中国历史实际的解释。目前，在整个近代史研究中，能够自成一格、土生土长的“理论框架”和“话语系统”，实在少之又少，这是中国史学的遗憾之一。在中国商会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自信尽量减少甚至杜绝这种“遗憾”。中国商会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甚至超越了西方的同类组织，一度具有很大的政治能量，这是东方国家在后发现代化过程中学习西方又超越西方的一个例证。我们应该描摹出中国近代商会的本相，探讨其与西方商会的不同特征，以及何以会有这样的特征，从而形成一套合理的解释体系。这才是中国式的真问题，是中国史学应走的正道。

再次，要加强商会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和现实参与。商会史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课题，研究不同国家商会史的学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中国商会史的学者更应加强交流。在国际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下，不断拓展视野，提升认识，加强理论与实证的双重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一定能够获致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组织与政府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制度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提供更多的历史范例与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