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 周兵

【核心提示】赫伊津哈与彼得·盖尔共同将“小国”荷兰的历史学带入了世界，代表了荷兰史学从十六七世纪以来筚路蓝缕逐渐发展的最高峰。

荷兰地处欧洲几条大河的入海口，濒临大西洋，自中世纪后期开始便是欧洲经济富庶、文艺荟萃的地区之一。在中世纪，今天荷兰所在的低地国家，便出现了许多编年史作家，如梅茨的阿尔伯特、梅里斯·斯托克、扬·贝克等，他们留下了关于中世纪尼德兰地区最早的历史记录，其中斯托克的编年史更是第一部以弗莱芒语（即荷兰语）书写而成的历史著作。在十五六世纪，编年史（尤其是通过弗莱芒语）的编写更是盛极一时，不仅有地方史，也有世界历史的作品，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低地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于整个世界的知识扩展。

文化繁荣

迎来史学研究“黄金时代”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荷兰史学则始于1568—1648年反抗西班牙宗主统治的八十年战争期间，并由此进入荷兰历史上最为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十七世纪。在与西班牙的战争过程中，即有史家以此为题材，于纷乱的时代中梳理、记录和叙述历史的进程。这一时期的代表史家如艾曼努尔·范·梅特伦、彼得·波尔、艾弗哈德·范·瑞德等，都是尼德兰独立斗争的参与者和观察者，他们充分利用了当时第一手的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资料，通过系统的历史记录为荷兰立国提供了史实依据。他们及其同时代其他史家的历史作品，成为日后关于荷兰历史编撰的基础和框架。

1609年，通过与西班牙的停战协议，新成立的联省共和国基本确立了自己在尼德兰北部地区（相当于今天荷兰全境）的控制权，进入到一个国力强盛、商业发展、文化繁荣的全盛时期。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如雨果·格劳修斯和彼得·胡夫特等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的学者和历史学家。

不同于前一代身处战乱中的历史学家仅着眼于某一阶段性的历史事件，格劳修斯和胡夫特的著作对荷兰的历史源流及八十年战争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构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全景。格劳修斯被后世尊为“国际法之父”，为荷兰在近代世界体系中获取一席之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也被深深地卷入到当时国内政治斗争当中。他的《低地国家编年史与历史》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受16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让·波丹的影响，其强调气候、地理环境的作用，强调荷兰民族的独特性，为联省共和国的独立运动及其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寻找历史依据。胡夫特受过严格的古典学训练，曾致力于翻译塔西佗的历史作品。受其影响，他的《尼德兰史》聚焦八十年战争的前期，尽力不以天主教与新教或西班牙与尼德兰之间简单的对立为线索，不以荷兰人自身的政治和宗教立场为出发点，努力展现事件的实际进程，进而彰显人性，起到道德教化和政治训诫的作用。

格劳修斯和胡夫特都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近代历史学家，在叙述风格、史料分析、批判精神等方面常以古典希腊罗马史家为师。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都曾在莱顿大学学习，深受古典及人文主义学术熏陶。1575年成立的莱顿大学是荷兰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重镇，自成立之初便确立起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莱顿的历史学教育可以追溯至1579年接受神学和历史学教职的尤斯图斯·利普修斯，利普修斯是当时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他在莱顿度过的十一年，为莱顿大学乃至整个荷兰的历史学奠立了重要的基础。

自由意识觉醒

史学研究反映时代特征

18世纪在荷兰历史上是光彩黯然的时代，处在黄金时代的阴影之中。这一时代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出自扬·瓦格纳之手，不同于17世纪全才型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及19世纪职业化的历史学家教授们，瓦格纳写作其21卷《国史》时的职业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位木材商，但他却广泛利用了当时已可获取的各类档案文献对荷兰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其笔下的历史展现了荷兰的“自由”是如何被压制以及荷兰人如何抗争并得以解放的，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人民取代了统治者和国家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尽管其概念中的“人民”仍然指代非常狭隘的少部分的社会精英。瓦格纳的历史反映了18世纪荷兰在国体、政体问题上立宪与共和两种政治立场的激烈交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

史学研究职业化

多位史家享国际声誉

而在进入19世纪之后，荷兰史学也如整个近代西方史学的进程一样，开始逐步迈入职业化。1860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荷兰史的教授席位，由罗伯特·弗莱因担任。古奇在其《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称弗莱因是“荷兰的兰克”，评价其代表作《八十年战争的十年时期》“无论在学识、论断或文采方面，它都被认为是荷兰最完善的历史著作”。弗莱因对兰克史学推崇备至，积极倡导和引入客观主义史学的观念，推动荷兰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其教授就职演说便以《历史学家的中立性》为题，主张历史学家摒弃自身的偏见，追求历史的客观性。

弗莱因在莱顿执教长达三十余年，其研究受到孔德实证主义和兰克客观主义方法论的巨大影响，极为重视历史事实与细节的考证，这使得其作品即使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弗莱因的弟子彼得·布洛克于1894年接任前者在莱顿的教席，代表作《荷兰人民史》展现了一定的社会史倾向，关注到整个民族各个层面的历史成就，因而常与亨利·皮朗的《比利时史》一起被相提并论。

不过，在史学地位上真正与皮朗并列的，是进入20世纪后的另一位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他的史学志趣主要集中在文化史领域，出版于1919年的名著《中世纪的秋天》是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继承和发展，该著塑造和概括了一个地区在某个具体时代的总体文化特征，至今仍被奉为文化史的经典著作。赫伊津哈的文化史视野开阔，关注图像、仪式、符号、情感等因素在文化中的作用，并通过它们进行文化解释，其文化史方法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西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赫伊津哈是第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荷兰历史学家，与他同时代的彼得·盖尔则由于曾长期在英国执教并常以英语写作，在荷兰以外的知名度甚至更高。在英国的学术经历，使得盖尔对荷兰历史的考察更具国际视野，他主张将整个低地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认为应摆脱政治因素认识民族和文化的统一性。盖尔在史学理论上亦是声誉卓著，他曾撰写过一系列史学评论文章，评价19世纪以来一系列代表性的西方史学与史家，其中尤以对汤因比历史观的激烈批评而著称。盖尔反对《历史研究》中关于文明进程的简单的“挑战—应战”论，批评汤因比在史料使用中的随意性与选择性，更不承认西方文明的最终衰落。

可以说，赫伊津哈与彼得·盖尔共同将“小国”荷兰的历史学带入了世界，代表了荷兰史学从十六七世纪以来筚路蓝缕逐渐发展的最高峰。此外，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之外，荷兰学者在其他一些与史学相关的领域，如古典学、东方学（尤其是汉学、印度学、日本学、东南亚研究）等方面，长期以来也曾作出过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今天的荷兰史学，已是整个世界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历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均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