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鹤耀

刘邦建立汉朝后，分封的诸侯国成为当时政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朝廷与诸侯国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和斗争。随着汉初异姓诸侯王被翦灭，以及吕氏外戚势力被清除，朝廷与同姓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凸显。汉文帝以藩王即皇帝位，对诸侯国的政策十分慎重。文帝初年，吴太子入侍皇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因骄纵不恭被杀，吴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文帝欲治其罪，后在吴国使者建议下赦免吴王，“赐吴王几杖，老，不朝”。自文帝三年（前177）来朝后，直到景帝三年（前154）起兵，吴王“不能朝请二十余年”。文帝之所以赐吴王几杖，乃是基于时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也是朝廷对吴政策的关键步骤，集中反映了朝廷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文帝被迫安抚吴王

高祖十一年（前196），刘濞被封为吴王。受赐几杖时，治吴已二十余年。吴地域广阔，“王三郡，五十三城”；土地肥沃，“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吴王在长洲泽建有太仓，“东煮海水以为盐”，“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铜城……相传吴王濞筑城于此铸钱”，生产规模巨大。吴王招纳逃亡，为生产提供劳动力，“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故而“国用富饶”。

吴太子被杀，吴王与皇太子矛盾尖锐，从此不再信任朝廷。面对文帝的责问，吴王“为谋滋甚”，开始着手军事抗争的准备。面对强大的吴国，文帝通过安抚吴王，重建信任关系以避免战争。

文帝与功臣列侯关系微妙

文帝即位后，朝中宋昌、张武、薄昭等代王旧臣根基浅，力量单薄；功臣列侯势力强大，文帝在他们支持下即位，于是由陈平、周勃、灌婴等担任丞相、太尉。陈平卒后，文帝对功臣逐步树立威信，由敬重转向制约，“（文帝）益庄，丞相（周勃）益畏”。后颁布“列侯之国”令，强令周勃等离开京师。灌婴死后，文帝又治周勃之罪。文帝虽限制功臣列侯，却又不得不重用之。“三年，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击济北。昌侯卢卿、共侯卢罢师、宁侯遬、深泽侯将夜皆为将军，属武祁侯贺”；“四年，安丘侯张说为将军，击胡，出代”。灌婴之后，北平侯张苍继任丞相。诸将相皆列侯，当时在平息叛乱和抵制入侵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功臣列侯多是高祖的老臣，刘邦当时册封他们作为政权的支柱，“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是列侯和刘濞等诸侯共同的利益，也是当年高祖的许诺。天子、诸侯和列侯相互依存制衡。列侯和诸侯都担心皇权过于强大，他们时常相互勾结，如吴王“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棘蒲侯太子奇曾参与淮南厉王谋反。文帝需要功臣列侯的支持，此时如果诛杀吴王，严厉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诸侯和列侯们的恐慌。

朝廷与诸侯国关系复杂

文帝初期，朝廷和诸侯国的关系颇为复杂微妙。燕国、皇子三国与朝廷关系亲密。刘泽因迎立之功王燕，文帝的皇子王淮阳国和代国。燕国地处边远，主要责任在于防备匈奴。这几个诸侯国力量不济，一旦有变，作用有限。文帝和齐、济北、淮南等诸侯国关系一度紧张。

文帝即位后，“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以齐之城阳、济北分封朱虚和东牟，名为褒奖，实则削弱齐王，济北王因而叛乱被诛。淮南厉王“骄蹇，数不奉法”，曾擅杀辟阳侯，后因谋反被废。太子为一国之本，吴太子之死是对诸侯王的沉重打击，因此吴王能够得到众诸侯的同情。

文帝和诸侯王不仅是君臣，而且是宗亲。如果文帝过于强调汉法威严，而寡情薄意地诛杀吴王，可能会马上引起众诸侯的反对。

西汉面临外部军事压力

匈奴是北方游牧民族，善骑射，“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冒顿曾“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四年，朝臣们认为“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决定和亲。此时期匈奴实力强，西汉处劣势。南越是南方的重要势力。吕后时，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文帝即位后关系缓和。吴王注重拉拢南越，起兵时宣称“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外族经常参与中原的政治斗争，诸侯国往往勾结外族叛乱，例如，韩王信和燕王卢绾为对抗朝廷，“外倚蛮貊以为援”；济北王曾借匈奴入侵之机谋反；淮南厉王“令人使闽越、匈奴”，图谋不轨。鉴于匈奴、南越等外部势力的威胁，文帝最终没有立即征讨吴王。

南宋理学家张栻曾高度评价文帝的施政方略：“文帝初政，良有可观。盖制事周密，为虑深远，恳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文帝赐吴王几杖的举措，正是基于当时朝廷及汉朝内外全局考量的，虽以九五之尊向诸侯退让，却巩固了汉政权，稳定了朝廷和诸侯国的关系，保证了汉朝的安定和发展。当中央集权日益巩固之后，才能最终解除诸侯王对中央朝廷的威胁。汉景帝时期，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实行“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从而使得诸侯王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进行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