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春海

文化与经济之间，具有共生、同构和互动关系。在文艺学、经济学等的交叉地带，形成了文化经济学。当前，文化对于经济的重要性凸显。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等，都离不开对文化经济现象与规律从更高层面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文化经济学日益成为一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交叉学科。

成为文化产业主导理论

“文化经济”的概念，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索罗斯比提出。作为文化与经济融合的产物，文化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态和现象，由此发展起来的文化经济学也日益受到关注。

文化经济学发源于文化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等领域而逐渐走向独立。一般认为，文化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也有学者将其独立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已占有一席之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开展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倡议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共鸣。此后，一批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产生。

学者认为，推动文化经济学研究走向深入，对于认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属性，乃至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均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文化产业越来越发展为创意产业，并通过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融合互渗，发展为文化经济和创意经济（不仅包括前端，而且包括后端消费，以此带动相关产业），因此文化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理论。文化经济学研究将为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开辟出新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胡惠林认为，文化经济学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文化产业的本质，并指导其健康发展。广东财经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梁碧波也认为，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其深化和拓展，必然会为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跨学科跨机构协作推动学科发展

2014年12月6日，由中央财经大学等联合发起的“文化经济学研究协作体”在京启动，由其支持的《文化艺术经济学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中译工作正式启动。

张晓明是“文化经济学研究协作体”的发起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文化经济学研究协作体成立的目的是以跨学科、跨机构合作的创新方式，推动文化经济学研究，满足目前我国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对文化产业理论的需求。“我们希望以‘协作体’这一方式，利用翻译《手册》的重大契机，实质性地推动文化经济学研究的进展，逐渐形成文化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张晓明说。

跨学科、跨机构协作研究，吸收西方先进研究成果，成为推动我国文化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学者还认为，文化经济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对文化战略实施、文化市场建设实践中典型案例的积累与分析，认识到人才培养、基础理论建设等的不足而加以弥补。

在采访中，有学者表示，虽然文化经济学在我国已有一定地位，但在国内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国大学开设文化产业专业已较为普遍，但是缺少系统专业的好教材，难以满足教学需要。

学者普遍认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然在建立之中。特别对中国学者来说，加强文化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其意义不容忽视。胡惠林表示，基础理论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应当努力在这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和重要建树。“相对而言，文化经济学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或成熟化方面仍存在更大拓展空间。”梁碧波说。

理论框架与新制度经济学互融

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文化经济学的园地中，对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日益成为热点。一些学者正是从文化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化经济学。不过，有学者认为，文化经济学与文化产业经济学两者并不等同，两者之间具有内涵和外延、广义与狭义的差别，不能将两者混同，更不能将文化经济学缩小到仅关注对文化产业的研究。

胡惠林认为，“文化产业经济学”如果存在的话，根据学科分类标准，应该像“电影经济学”、“图书经济学”、“文化遗产经济学”等，同属于文化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梁碧波表示，在其发展进程中，文化经济学实际上形成了边界清晰的两种学科方向：以文化艺术产业、文化商品和文化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狭义文化经济学”，以及以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文化经济学”。这两种不同演进路径的文化经济学在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上有着明显区别。狭义的文化经济学实际上是文化产业、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的经济学分析，“文化产业经济学”在外延上与“狭义文化经济学”是一致的；广义的文化经济学则探讨文化对经济思想、经济行为以及经济绩效的影响模式、影响渠道和影响效应，文化因素被当作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变量。

“狭义文化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已从原来的理论研究、经验研究转向政策研究，而广义文化经济学则出现了在理论框架上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趋势。”通过前期研究，梁碧波这样概括文化经济学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