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 张勇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巨型国家，作为具有自己独特历史文化的巨型共同体，中国是政治学理论的天然产地，而不应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事实上，自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以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正在经历从学习西方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重大转变。这种趋向在2014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特点中得到了呈现。

特点1 比较政治学异军突起

近几年以来，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显学异军突起，涌现出大量研究机构、研究刊物和学术专著。特别是2013年以来，国内许多大学成立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并创办了多种专门的研究刊物，比较政治学的地位日益重要。国内对比较政治学的关注，一是由于政治学的知识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可以有“资本”进行比较研究了；二是因为我国的全面转型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关键期，现实提出了比较研究的重大课题；三是因为西方理论已经很难满足中国的实践，需要创造新的理论资源。

当前国内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逐渐走向全面和深入，需要在案例、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上进一步探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在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作为一门以比较方法为重要特征的学科，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更是一个在不同案例、方法和策略间进行选择的过程。其中，案例的选择以及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不同研究类型和研究策略等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案，也代表着经验材料（证据）与相关理论（观念、假设）间对话的不同形式。案例、方法和策略等一系列选择之间的逻辑关联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与研究者相关的诸多因素等，在不同程度上为比较政治研究中案例、方法与策略的选择设定了限度，也提示研究者比较政治研究中不可能有完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完美运用。因此，反完美主义立场是一种方法论理性。

特点2 国家治理研究更加深入

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命题，既表明了中央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和采纳，也推动了政治学界对国家治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如今，以“国家治理”命名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院大量设立，昭示了这一命题具有的重大学术影响。

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国家治理体系存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全球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虽然多样，却是殊途同归——走向现代国家。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以人民主权、法治精神、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原则，以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和有力的权力制约监督制度为框架，以促进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功能分殊化，实现现代社会成长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及良性互动。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要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协同与均衡，不仅强调国家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更要注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救济，促进国家吸纳能力的提升，实现国家政治制度化和国家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没有尽头，需要不断完善，因此，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是掩盖西方治理体系局限性的伪命题。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和完善是世界范围内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有学者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即一般属性（关于正当性的治理体系、关于国家能力的治理体系、关于主体和结构的治理体系）、国别属性（基于历史文化地理、社会结构、国际环境压力等因素而形成）和任务属性（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本逻辑、民主逻辑和发展逻辑）。

对于当前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有学者指出，其核心在于建设一个有限的有为政府。一方面，要明确界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另一方面，要促使政府有效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内容。也有学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加以探讨，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法制化的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这些制度得到落实的能力，也就是以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特点3 “祛魅”西式民主，警惕民粹主义

近年来，在学界关于民主政治的研究中，开始放弃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浪漫主义认识，更多出现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性分析和现实反思。具体体现在：一是破除了“民主可以包治百病”的迷思，逐渐认识到民主的局限性和弊端。例如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运行中出现的“金钱政治”、“党争民主”、“否决政治”、“福利超载”等现象，不仅无法完全避免，甚至可能背离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二是认识到西方民主的有效运行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比如共同的社会文化基因与国家认同、共享的信念、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如果缺乏这些基础条件，将西方民主盲目移植到其他国家，可能引发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甚至造成国家和社会的分裂。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实践中孕育出来的“协商民主”作为一个解救药方更加受到重视。学界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形成政治共识更为重要，协商民主比党争民主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国家建设而言，研究者对民粹主义的潜在威胁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的破坏性在于它可能是民主崩溃和法治危机的根源之一，是阶级对立、精英与大众尖锐对抗的根源之一，它的非理性和不宽容会破坏民主政治的文化与价值基础。为了消弭民粹主义的破坏性，需要加强法治体系建设、公民教育与政治制度化。同时，由于民主与民粹之间复杂的伴生关系，对民粹主义生成的条件与存在的合理性应进行反思，发现国家建设中潜藏的问题，找到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特点4 重建政体理论的努力

政体理论是政治学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反思传统政体理论、重建政体理论成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有学者指出，与古代城邦社会相比，现代国家的结构已经空前复杂化，但现代人却用更加简化的政体二分法来认识现代国家。事实上，政体理论不但包括谁统治，还包括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等如何统治问题上的“政权的安排”。在方法论上，古典政体理论将不同的政体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但这种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多元论政体理论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蜕变成二元对立的政体理论。二元对立的政体理论以政体中的一个面向，即选举制为基础的民主面向，代替长期积累起来的棱镜式混合制，并由此导致很多转型国家的政治建设困境。因此，政体理论不但需要正本清源，回到古典政体理论，还应该沿着政治与市场关系、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两个方向拓展，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的安排”。

有学者详细研究了近年来兴起的否决者理论，并试图将其与政体理论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否决者理论提供了一种比较政治研究的替代性框架，但也存在孤立且静止地看待否决者、忽视纵向否决与历时性否决等不足。改进的政策否决模型虽然沿袭了否决者视角，但将否决者置于政策子系统之中，同时将纵向否决、历时性否决等融入其间，且基于改进的政策过程模型，因此可衍生出新的政体分类标准，即决策体制集权与分权、政策变迁速度、政策制定者产生方式、政策子系统属性等。这一新的政体分类方法不仅可以破除仅仅基于民主选举、集权/分权来划分政体的成见，而且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特点5 政党制度研究进一步深化

有学者关注到了亨廷顿的一党制研究，认为其涵盖了一党制的起源和分类、一党制的演化路径、一党制中的领袖—意识形态—党组织三者关系的变化、一党制中政党与新生社会力量的关系、一党制的稳定性与前景等不同侧面。实际上，亨廷顿的一党制理论给我们以重大启示，例如要重视从政党和政党体制角度研究威权主义体制的演化和变迁，要以动态的眼光和恰当的标准观察中国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演化等。

在关于印度政治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印度独立后政治腐败的兴起与政党制度特别是建国初期的“国大党体制”紧密相关。“国大党体制”下的权力结构、反对党“有效制约”的不足、报刊媒体和政策制定被国大党政府垄断、家族政治和个人集权等因素都是印度政治腐败存在的重要原因。

上述五个方面并不足以反映过去一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全貌，但确是其中相当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主体意识的增强，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学者认识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提升，也预示着基于中国眼光的政治学理论正不断萌芽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