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梦是一整套包孕着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历史实践与社会实践;但是，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形象，则尚未充分体现出此种价值理想的感召力与认同度。中国梦的实现，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产品的极大丰富，而更在于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在于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整个人类所贡献的力量。

[关键词] 中国梦; 价值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使命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 林雅华

中国梦作为一个勾连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现代国家理念，其实质在于价值与精神的开放性，在于一个古老国度进行全新文明转型的理想追求。

一、 中国梦的历史语境

作为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体，中国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但是，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却在世界工业化的汹涌浪潮中，被摔打得支离破碎。器物层面的疲敝落后，制度与思想文化层面的保守僵化，使得中国被无情地逐出了文明的中心。随之而来的就是被侵略、被掠夺、被践踏的惨痛历史。这一切激发了无数仁人志士，踏上了负笈西游的漫漫长途。在他们的引介下，西人的科学创造、社会理论、治国纲领，接连不断地来到中国。一场又一场力图挽救中国于危亡的变革——戊戌变法、立宪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炸响惊雷，迫使国人睁开双眼，展望世界寰宇。及至抗日战争的烽烟燃起，为了救国保种，国魂不灭，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血洒疆场。终于，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却似有万千重量。因为它道出了国人心中最深的期许，也为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光明与希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承诺，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给人民的承诺。从此，振兴中华的梦想，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明确的目标纲领。在中国共产党人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梦想开始逐渐清晰——摆脱剥削、摆脱奴役，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正义、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所允诺的消除剥削与压迫，寻求人的平等、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以及它所展示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可能。”[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梦是一整套包孕着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历史实践与社会实践。

二、中国梦与中国文化形象

中国梦所蕴含的这一整套价值观念与发展实践，是否已经成长为一种富有感召力与吸引力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写满了屈辱与奴役。在西方人眼中，当时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文明富庶的“中华大帝国”和“孔教乌托邦”，而变成了一个停滞衰败、愚昧落后的旧日之邦。这样一种负面评价，几乎已经成为了西方视野中固定的中国文化形象。那么，当中国人踏上振兴中华的寻梦之旅，着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及至新中国成立，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并获取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巨大进步之后，中国的文化形象是否有所改善?从客观层面来看，重新站立在历史废墟之上的中国，由于主权的独立、经济的复苏、军事的振兴、科技的进步……确实赢得了世界的瞩目与称道。但是，就价值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并没有真正获得应有的认同与赞许。甚至还有一些国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或者说当今中国文化形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逻辑?为此，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除了在不同国家驻军或建有军事基地之外，它还在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发起了二战后的多次局部战争。但是，除了少数恐怖主义分子之外，世界上鲜有人提出“美国威胁论”。与之相反，中国始终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号，对内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外积极与他国建立友好关系，却招致了“中国威胁论”。诚如周宁教授所言，这一反差的形成根源，其实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依托的价值理念，以及立足于其上的“国家力量的合法性”[2-1]。回顾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基督教的衰落到文艺复兴、启蒙理性的崛起，再到工业革命浪潮的席卷、两次世界大战的起落，及至二战后美国所获得的全面胜利。在西方看来，在整个现代性形成、发展与巩固的漫长时间内，西方始终代表着进步、理性、文明的方向，而这种历史发展进步观所型塑的现代价值理念，也在不断为其国家力量的合法性提供着正义的理由。直到今天，整个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作为根基，以启蒙哲学作为主体的价值理念依旧、甚至不断强化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个现代性世界语境中，任何一个国家力量的发展，都必须获取这一“合法”、“正当”的现代性话语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缺乏这一价值话语的支持，“任何一个国家力量的快速生长，势必都会在人们的想象中成为对整个世界秩序的威胁。”[2-1]由此看来，“中国威胁论”的实质，其实就是西方现代价值理念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主观投射。这其中隐藏着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固有逻辑，也就是一种文化霸权。在经济和资本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样一种文化霸权，已经跨越了国界，塑造并影响着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

反观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我们为这个世界生产了无数的产品，将“made in China”的标签贴遍了整个世界。但是，光是产品的生产，无法为我们提供一张进入这一现代性世界体系的有效通行证。因为，这一体系运行的规则，并不真正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西方所建立的一整套完备的话语规则、文化霸权，不仅以物质化的形式，进入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更以精神性的方式，渗入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影响着我们自身主体性地位的构建。如若不能摆脱此种被动模式，我们将会陷入新的发展困境。那就是，“虽然能看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但是却看不到现代化中国的自我文化身份;虽然能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却始终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2-2]

三、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挣脱这一两难的历史困境，在牢牢把握中国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真正展开与西方文化体系、价值体系的平等对话呢?笔者认为，这正是中国梦所应当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中国梦从勾画到走向现实的路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解决中国内部发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重振民族雄风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的问题;是一个中国如何在世界文明的舞台上，展示自身的发展道路与文明价值之感召力与吸引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中国梦的引领下，生产出真正能够令世界信服的“正义”道理，我们才能赢得尊重。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才能成为我们自身发展的理论依据与价值依靠。

对此，我们应该从解构和建构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解构方面来看：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凭借着500多年的发展与比较优势，西方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现代文明体系。长期落后的中国实际上成为了西方之自我认同的“他者”，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他者”。中国于当时代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这一稳固设计的世界文明秩序，进而变成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存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大众传媒，则进一步成为西方塑造中国文化形象的有力工具，使其文化霸权的影响力，不仅辐射到了整个世界，更影响到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认同。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当今中国文化形象背后是一整套西方现代性话语结构与价值取向，而这使得我们不断受制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从建构方面来看：我们必须努力挖掘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有益成果，并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中国梦的实现作为理想目标，把握时机(目前的西方，正遭受着两重困境：其一，启蒙运动以降所建立的自由、理性、进步等观念，正不断暴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文化与价值危机;其二，资本主义经济也在不断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宣告自身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的深刻隐患)，积极探索出一条自主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打造出一个体现我们自身文化价值之影响力与“正当性”的理论体系。

当然，这一价值体系、理论体系之主动构建的关键，正在于释清中国梦所承载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进而发挥其感召力与影响力。从根本上说，中国梦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所观照的，是整个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与奋斗方向。在理论建构上，它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此外，它还接续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降的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思想传统，对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方向。因此，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首先体现为一种深刻的价值理性精神。它阐明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与追求。在实践操作上，它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刻省察，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剥削制度的非正义性与非理性;通过科学的论证，指出了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与自由所应具备的“途径、手段、方法和主体性的力量”[3-1] ;真正将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化作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运动的斗争实践。因此，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进而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它提供了推进人类自由解放、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手段。应该说，这一价值理想一方面展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规律性;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主体性、目的性;因而是“应然之物的道德理想(价值理性)与现实事物的历史必然规律(科学理性)”[4]之间的辩证统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社会主义研究，往往过度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理性，只注重对社会主义必然性、合理性的论证，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层面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却忽视了本该高扬的社会主义理想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3-2]从而造成了对社会主义“机械论”的教条理解，甚至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失误与挫折，进而磨损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光芒。事实上，无论从社会理想、社会运动还是社会制度来说，社会主义都表征着一种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诉求。“……所有的制度、体制和政策都是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所采取的途径与方式。”[3-2] 因此，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最终体现为社会主义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它深刻浸润着对于人类普遍命运的关怀，指向着全人类的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超越于以往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时，通过自身的历史实践，承继并发展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进而提出了中国梦的理论创设。它不仅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价值、理想信念层面的具体展现和深入推进。它让我们能够超越旧有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展开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经验的批判性继承，同时为我们在全球多元格局的竞争中，指出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博弈，越来越体现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等软性层面。西方国家不再局限于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的发展，而更看重以“自由”、“正义”、“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软实力的建设。而我们今天，正站立在一个文明转型的关口，不仅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机制和体制的创新，更面临着来自世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挑战。要冲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展示中国自主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并开创一个能够与他们平等对话的全新格局，就必须充分理解中国梦所蕴含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将其从平面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各种僵化、固化的文件词汇中解放出来，让它成为我们与古今中西文明展开深层次对话的理论资源，成为我们制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具体的政策、措施的根本准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焕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价值层面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发展出我们的“正义”，并以此来开拓我们自身的文明路径。与此同时，我们也才能在与异质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共处的相互竞争、彼此尊重的相互合作，创建出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世界。正像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所言：

“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必须是真正世界性的，但这意味着它不一定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因此，我们从大一统国家历史中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之一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5]

总而言之，中国梦的价值理想，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产品的极大丰富，而更在于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在于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整个人类所贡献的价值。我们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自我美好生活的实现，而更应当是让这幸福与美好的价值追求，同时造福于全世界的人民，造福于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样一种广阔的视野与胸怀，是我们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价值、有理想的中国将不仅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更将成长为一个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惟于此，中国梦方圆。

[参考文献]

[1] 韩 震.“民主、公正、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兼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及其原则 [J]. 北京：红旗文稿，2012，(6)：8.

[2] 周 宁.西欧的中国形象[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0[-1]，9[-2].

[3] 方爱东. 社会主义的价值学视域：原则与启示[J]. 北京：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66[-1]，64[-2].

[4] [英] 莫里斯·迈斯纳.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 张 宁，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

[5] [英] 汤因比. 历史研究[M]. 郭小凌，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88-289.

本文系国家开发银行资助、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度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