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新时期，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能否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举措，在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有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值得我们去探寻。

我们以为，目前就存在这样一个恰当的时机和可实施的举措，就是大力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让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引领经济前行的巨大作用。之所以时机恰当，一是因为经济结构不转型已难以为继，问题倒逼改革，为多元化投资主体释放更多发展空间已是势在必行；二是与政府和国企投资并行不悖的社会资本羽翼已丰，一旦有空间即可展翅高飞，定是一鸣惊人。

2013年，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3.9、4.2和-0.3个百分点，分别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上升0.3个百分点和下降0.1个百分点。2014年一季度，消费基本保持稳定，出口同比下降6.1%，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3.3%。总体上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疲态渐现，内生增长动力堪忧。但今年一季度数据中有一个颇为振奋人心的亮点，那就是民间资本投资增速明显。统计表明，一季度民间投资4.4万亿元，增长20.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4.8%，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

当此之时，中央政府也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领域的重大举措，这对于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昭示性意义。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十分鲜明地确定了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会议认为，让企业拥有投资自主权，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以结构改革推动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之紧迫性，皆因多年来投资结构不合理所致，过去的投资结构决定今天的经济结构，今天的投资结构决定明天的经济结构。

我国投资结构之所以不合理，重要根源在于投资主体的单一性、投资领域的垄断性。在垄断领域以政府资金和国有企业投资为主导的特性，决定了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要素结构错配，导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合理。让市场选择投资主体，让市场决定投资结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当然，政府在打破惯有的部分投资领域对社会资本的高门槛方面，将有很大的政策空间。

向社会资本开放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公用事业领域的投资，应该仅仅是第一步。毕竟，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得到经济理论和实证的强烈佐证。

有学者曾以二战后一百个国家在1965-1985年间的数据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引致作用不明显，反倒是经济增长引致固定资产投资的检验很显著。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要素。

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民生领域特别是对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卫生）的投资，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从政策层面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加大对第三产业诸如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行业的投资，确是当务之急。我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渐进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以改革扩张经济增长的空间赢取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为改革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利益调整尽可能提供和缓的外部环境，消弭不必要的动荡和不安。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仍需走这样一条道路。不应仅仅放开已经连续多年高投入高增长的自然垄断领域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限制，更要放开目前仍处于国有垄断的诸如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禁锢，加快推进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给各类投资主体以稳定的发展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