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景

李娜《〈木实繁〉并非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7日，以下简称“李文”）对拙文《〈木实繁〉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2日）提出质疑，认为“《木实繁》不是诗，至多是世间流传较广的具有一定节奏的格言警句”，笔者不能苟同。

前人多认为《木实繁》为诗

李文列举四条史料证明“前人多以为《木实繁》是‘古语’”，而不是七言诗。

在《战国策校注》中，宋人鲍彪在“披其枝者伤其心”下注曰：“逸诗”，在“尊其臣者卑其主”下注曰：“此因诗申之也。”元人吴师道曰：“恐此四语皆诗，非必逸诗，古有此语尔。”清人范家相《三家诗拾遗》“大武句”下按云：“国策引诗，如‘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疑皆古语而称曰诗，故勿录。”明人冯惟讷《古诗纪》卷9在“木实繁者披其枝……尊其臣者卑其主”下曰：“注云非必逸诗，古有此语耳。”

鲍彪明确注明此为“逸诗”，指出后两句是对前两句比喻的申述；吴师道也明确说“恐此四句皆诗”；冯惟讷《古诗纪》所引是吴师道的注解，认为此四句不一定是“逸诗”，但冯惟讷仍把《木实繁》收入《古诗纪》，这说明他把《木实繁》视为古诗，这与吴师道“恐此四语皆诗”观点一致；只有范家相“疑皆古语而称曰诗”，他只是“疑”，并无确凿证据。由此可见，前人多认为《木实繁》是诗。

李文还举出两位现代学者的观点：“（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一文中称，‘木实’是‘整整的七言’，但并未说是七言诗。逯钦立先生将这四句话做了些许改变，将第三句中‘国’改为了‘君’，收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六》。”李文忽略一个文学史常识，即“七言”就是“七言诗”的简称。《文心雕龙·章句》：“六言七言，杂出《诗》《骚》。”《沧浪诗话·诗体》：“七言起于汉武柏梁。”简称“七言诗”为“七言”的习惯一直流传至今。鲁迅与顾颉刚是同时期作家，其用词更具说服力：“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因此李文认为顾颉刚只说“‘木实’是‘整整的七言’，但并未说是七言诗”，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顾颉刚的“七言”就是指七言诗。逯钦立将《木实繁》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说明他视《木实繁》为诗，并将其定义为“战国策引逸诗”。这反过来证明《木实繁》是诗，而且是一首七言诗。

先秦“格言警句”不能称之为诗

先秦时期，学者引《诗》、《书》都会注明出处，引《书》必称“书曰”，引《诗》或其他诗则称“诗曰”；若引用一般格言、民谚，则称“语曰”、“谚曰”或“鄙语曰”。如“谚曰：‘民保于信’”（《左传·定公十四年》），“鄙语曰：‘不习为吏，如视已事’”（《大戴礼记·保傅》），“语曰：‘渊广者，其鱼大’”（《韩诗外传》卷5）等。先秦文献中，凡称引“诗”者，就是指《诗经》或其他诗歌，无法找到把格言警句称为“诗”的例子。李文认为《战国策》、《史记》说《木实繁》是“诗”并不是指诗歌，而将其解为格言，认为“古书引书，或通称《诗》”的说法毫无依据。

李文引《〈战国策〉等书“诗云”臆测》，认为此处的“诗”“更有可能是‘志’，是记事记言的古书的泛称，二者由于音近、形近而造成了混淆”。既然是“臆测”，就不是确论。《战国策》是“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成书早于《史记》，大约在秦汉之际，而《史记》中的秦史以《秦记》为第一手资料。因此两本史书资料应不是同一来源，即便两书有同一资料来源，难道两位史学大家都会抄错同一个字吗？因此，李文认为 “诗”是错字的说法无法成立。

《木实繁》写作年代大致在西周晚期至公元前300年，属早期诗歌，当时的读音现代人很难知道，更何况各地方言不同。如“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野人歌》，《左传·定公十四年》），“公胡不复遗其冠乎？”（《齐民歌》，《韩非子·难二》）这些诗歌都不押韵，但我们能因此说它们不是诗歌吗？顾炎武《日知录》“诗有无韵之句”：“诗以义为主，音次之。……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因此，我们不能用后来的韵律来附会古老诗歌。

李文认为“《木实繁》四句中，每句第四字为虚词‘者’。……作为七言诗，其在句式上也是不完整的”。《木实繁》的“者”皆为代词，并非虚词，前两个“者”代指树，“木实繁者披其枝”的意思是“果实多的树会压折它的树枝”；后两个“者”代指国家，“大其都者危其国”的意思是“其他城市太大的国家就会危害自己的国都（或国家）”。况且在先秦诗歌中，也没有将“者”用作虚词的先例。

李文所举《吴越春秋》史料价值不高，学界公认该书带有小说性质，不足为凭；即使可信，也不影响立论，因为《木实繁》的创作时间，最迟不晚于范雎仕秦之时。依照先秦引“诗”习惯，《木实繁》的创作时间必然早于被引用时间，其上限甚至可追溯到西周晚期。由此，笔者再次确定《木实繁》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