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院长、教授 高尚斌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建设史上，延安时期成功地解决了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局部执政”的条件下“怎样建设党”、怎样在根据地执政、怎样“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等历史性课题，其重要经验在今天仍然有着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和现实性。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新的视野研究和借鉴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从“怎样建设党”的视野看，延安时期以“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为主要标准发展党员，“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并用“整风”方法解决思想和作风上的突出问题，竭尽心力培养“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创造了在党内非工人成份占绝大多数情况下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功经验。
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来实施，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建设问题的一大艺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设计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工程之所以实施成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把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融为一体，全面推进，其中主要是在于正确地解决了建设这个党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1）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数亿人口大国领导推翻“三座大山”革命斗争的政党，因而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大党。否则，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党中央初到延安时，共产党员仅剩下不到三万人，根本不能适应开创党和革命事业新局面的需求。因此，从党中央刚到陕北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都提出要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克服“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确定符合现实情况的吸收党员的标准，建设“广大群众性”大党的任务势必会落空。为此，瓦窑堡会议决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①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随后的一封电报中也强调：“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吸收入党”②。很明显，这样的规定只是打破了“唯成份论”，并没有降低党员标准。为党的主张即为党的“两个纲领”而奋斗，本来就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按照这个“重表现”而不“唯成份”的标准，延安时期敞开大门发展党员队伍，特别是对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只要表现好、思想进步、历史清楚的，就放手发展，③从而使党员数量迅猛增长，发展到几十万、一百多万，成为“广大群众性”的大政党。
（2）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而加入这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却是非工人成份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这是一个尖锐矛盾。能否解决这个矛盾是能否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键所在。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确定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开拓出一条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思路。瓦窑堡会议指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战士。”①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来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阶级教育、策略教育和党性教育，直至发展为一场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实质上是一场“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②。在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将“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项业务，毛泽东决心运用这种“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思想和作风上的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不仅从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上下结合整风文件的学习，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坚持了真理，修正
了错误，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事实证明，非工人成员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建设成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其成功之道，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3）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大政党，又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能否培养造就出一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初到陕北就再三强调：“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①。他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家风度，忠心耿耿，富于牺牲精神，有工作能力，“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他把培养这种“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作为党的“战斗任务”。党中央在进驻延安城以前，就创办了红军大学，培养党的军政领导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批追求革命的青年学生和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云集延安，党抓住这个培养干部的难得机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最大努力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艺、女大、自然科学院、延安大学等等干部院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在一些院校讲课、做报告，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干部人才。与此同时，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大力克服“本领恐慌”。党尤为重视高级干部的培养，延安整风主要是教育党的高级干部的。党还把自己的干部当作“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而倍加爱护。1943年，党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
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毛泽东为此连发数电，要求晋察冀和太行分局分别抽调四、五百名“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干部送延安保存学习。在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的政策下，党在延安时期竭尽心力整整培养了一代革命的领导英才，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组织基础。这是延安时期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决定性之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如同“列宁的党”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从建党那一刻起就决定了的。但是，在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特别是党长期处在农村环境的条件下，究竟怎样建设这个党，则是“列宁的党”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所处环境出发，着重于“思想建党”，成功地解决了这道难题，在世界政治史上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鲜经验，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长久建设开辟了一条正确道路。
二、从“局部执政”的视野看，延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典范，“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构建更具广泛代表性而又能加强党在根据地执政地位的政权体制，强化廉政建设，把“给人民以东西”作为第一方面的工作而使人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积累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先在局部区域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因而，党在全国执政之前，已经有较长的“局部执政”历史，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典范，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谱写了“局部执政”的辉煌篇章，显示了治国安民的艺术。
（1）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特区”，正式建立了共产党的“合法”政府。毛泽东明确提出“特区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①以此为新起点，党领导抗日根据地人民进行了空前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一切抗日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权利。从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到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这块“圣地”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在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发布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在这一纲领的召唤下，边区人民包括70多岁的老太太、远离尘世的修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了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创造了投豆、画点等等简便易行的选举方法。选民们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的事哩”的严肃态度，让那些不称职、不胜任的干部纷纷落选。这种真正体现选民意志的选举，使广大人民从中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大大提高了“对管理政权的认识与兴味”，更加珍惜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也使党在根据地执政的根基更加牢固。
（2）厉行民主政治，选举是基础，实行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制度是根本。在延安时期，党顺应抗日战争的时代要求，实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统一战线政权制度，构建了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执政体制。这一执政体制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体制，代表着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
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①这一执政体制又完全是“保证党的领导权”的体制，它要求共产党员被选为行政机关的主管人员，在政权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作用，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三三制”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执政体制，它一方面强化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监督制衡作用和政权本身的建设。著名的“精兵简政”方案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实行“三三制”政权后，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强调指出：“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②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党政关系，完善了执政机制。
（3）厉行民主政治，也就是厉行廉洁政治，建设廉洁政府，防范腐败现象侵蚀政权肌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一开始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从建立时起，就面对着腐败现象侵蚀的严峻考验。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不久，便发现极个别“不良分子”浪用资财，贪污腐化，欺压人民，变相接受商人的“回佣”。因而，建设廉洁政府的过程，就是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过程。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以“严”字当头，将法治与德治、治本
与治标、监督与自律、严惩腐败与俸以养廉并重，对共产党员中的犯法者从重治罪，毫不松懈地进行了反腐倡廉的斗争。一方面，制定施政纲领、法律法令、规章制度等，规范政府及政务人员的施政理财行为；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和弘扬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大张旗鼓地表彰优秀领导干部和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培育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方面，订立政务人员公约，促使其廉洁自律；另一方面，建立各级监察机构，赋予人民控告权，强化对各级政务人员的监督。一方面，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和其它条例，严惩“新贪官污吏”，如处决了贪污税款3000元的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壁；另一方面，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些举措的实施，将抗日根据地政府，建设成了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
（4）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最根本的目的是在于“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与此时国民党的“全国执政”的根本区别。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各根据地人民，都承受着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前线的很大负担，因此能否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矛盾，是对我们党的“局部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更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党在根据地执政地位的巩固。虽然抗战初期党和各根据地政府都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保护民力放在施政的突出地位，但就在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也在机构庞大与经济困难的矛盾，即“鱼大水小”的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没有处理好“向人民要东西”与“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引发了一些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为此，党一方面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进行大生产运动，毛泽东特别强调：首先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解决“救国公粮”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大刀阔斧的“精兵简政”，减少人民负担。经过几年奋斗，陕甘宁边区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必然会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是一条铁的定律。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坚决不离开陕北，而是转战陕北，因为他深知：哪里群众基础好，哪里就最安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厉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给广大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这种清明廉洁的执政形象，与国民党黑暗腐朽的执政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1945年，造访延安的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到历史上所谓兴衰成败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三、从“三个代表”的视野看，延安时期 “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准确把握基本国情与形势变化而制定和实行路线纲领政策，把远大奋斗目标与完成现实任务相统一，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加强党群关系，形成了“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宣示：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它并不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七大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刘少奇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①然而，延安时期之前“两次失败”的历史证明，党要真正做到“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不容易。这里的关键，是要解决好怎样“代表”的问题。延安时期的成功就在于此。
（1）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并运用这个‘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但是，究竟怎样才能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这个最根本的课题只能靠我们党用自己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决。由于党在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领导，险些葬送了革命事业。在延安时期，党中央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家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已有创新成果的基础上，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写出了一大批重要著作，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石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道路和前途，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搞清楚了怎样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这就说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已有结论，不能做到“代表”二字；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才能找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之路。
（2）党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与反帝反封建即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毫无疑问，这是“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革命纲领。但仅有这种原则性纲领，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能实现“代表”的。经过深刻总结“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同时，完全能够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我们党不但制定和实行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而且依据抗日战争的实际状况，制定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等方针政策和斗争原则，在抗日根据地实行著名的“十大政策”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牢牢地把握住形势的重大转折，调整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同时防右反“左”，保证党的路线纲领政策的贯彻执行。通过制定和实行符合国情与形势变化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时代，成为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可靠的忠实代表。
（3）延安时期之前“两次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或者把二者割裂开来，或者试图把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性完成。这一右一“左”，都是同“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相背离的。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上下两篇文章，统一在自己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中，一方面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①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必须首先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决不能离开现实任务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②在抗日战争中，始终站在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前列，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在各条战线都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此后，当国民党政权把内战的灾难强加在人民头上时，又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进行人民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我们党就是这样脚踏实地地为完成现实任务而奋斗，从而完全彻底地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4）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完全彻底地成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代表，一个根本之点，是我们党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加强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延安时期，我们党不仅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群众路线，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如果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以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为光辉典范，把群众路线熔化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特别是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后，全党上下形成了密
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广大干部生存在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意愿，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的困难，凡是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就坚持下去，凡是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就努力改掉，开创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使集中体现“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有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又使党获得了领导人民群众的资格、权力和胜利之本。许多研究中共党史的外国学者指出：群众路线是“延安道路”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最有威力的创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仅仅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文化是反映政治和经济的，同时又指导政治和经济，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能建立新式工业，不能发展生产力，不会搞经济和文化，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这些深刻见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在革命任务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内涵和怎样做到这个“代表”，必须集中地体现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上。否则，党就会丧失自己的先进性和存在的必要性。
四、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新世纪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好“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
延安时期的历史已经过去50多年，但这个时期创造的经验绝不会因为岁月的变迁而过时。就党的建设而言，许多经验对于今天深入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解决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还有着特别深刻的启示。主要是：
（1）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力，只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就必定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党的建设的一切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永葆自己的先进性；党在根据地执政和“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全部理论与实践，都生动地体现了自己的先进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夺取全国胜利，就在于自己的先进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还是在于自己的先进性。今天，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高新化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和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新的风险和考验，我们党只要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永葆自己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开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就必定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而立于不败之地。
（2）“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建设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道路。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工人成分的党员占极少数，但通过“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把党建设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世界上有一些政党工人成分占大多数，却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建设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实际上走的也是这条路。今天，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能更加坚定地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道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党的“广大群众性”的新要求，把一切拥护党的主张并为此而奋斗的人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有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3）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活力之源，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思想基础。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生气勃勃，就在于从思想路线的根本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禁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既用宽阔的眼光观察世界，更对自己的国情进行透彻分析，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和建设事业重新焕发活力，也正是在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指导。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况且，实践之树永不枯朽，认识真理永无止境。这就要求我们党继续增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在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清醒认识世界大势，准确把握自己国情，以正确解决新世纪新课题的新观点，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把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提高到新水平。
（4）坚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一心一意为现实目标而奋斗，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政治基础。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深刻揭示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始终坚持新民主主义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全力以赴为现实目标而奋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从而创造了革命斗争的辉煌业绩。经过建国后的两次大挫折，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方面的自觉性更强，从而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业绩。在新世纪上半叶的征途上，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坚定不移地为建设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而奋斗，并继续紧密联系基本路线纲领和现实任务加强党的建设，无疑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新成就。
（5）努力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治党治国的优秀人才，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组织基础。在延安时期，如果不是把培养优秀干部作为“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如果不是以最大努力创办那么多干部院校培养各方面人才，如果不是着重培养党的高级干部，那样光辉的历史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同样，如果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是从“关键在人”的认识高度培养和选拔一批批各级各类优秀人才，那就不会有今天令世界赞叹的可喜局面。面对当今世界异常激烈的人才争夺，面对多方面优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治党治国人才的需求，我们只能以强烈的危机意识看待人才问题，采取物质激励、法律制度、事业感情等一切办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特别是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能够担当重任的高素质领导人才。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稳如泰山。
（6）把党的群众路线与发展民主政治相结合，建立和健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监督制衡机制的执政体制，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根本保障。群众路线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一条纽带。但这条纽带只有同民主政治相结合，才能维系得更加牢固，也才能造成人民对执政党更加有效的监督。而这种结合与人民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又只有建立和健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监督制衡机制的执政体制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延安时期“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初步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成效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开展反腐倡廉的斗争，仍有必要在坚持群众路线与发展民主政治相结合上做文章，在完善监督制衡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造成“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局面，保证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不断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牢固，从而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编 后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2001年7月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的“纪念建党80周年理论研讨会”，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2004年9月荣获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奖励），2001年6月荣获陕西省纪念建党80周年理论征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