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康宇

东晋以后，南北朝政治对立，在文化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南北经学家们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方法、解释风格亦出现很大不同。

在南朝，经学深受魏晋学风与佛学的影响，解经兼采众家之说，善谈玄理。学者解经，往往综合采纳以往各派方法学说，郑玄、王肃、王弼的经学都颇受重视，学风较为开放。在经典解释方法上，义疏体最为流行，其不同于汉代传注或集解，略于解释经文名物，而重在疏通其大意；又不同于玄学，一般不离开经义纵情自我发挥，而守一家之注，同时旁征博引诸家之说，加以选择、融会，阐明经文旨意，是介于义理经学与训诂经学之间的一种经学著述形式。

在北朝，经学受汉末郑学影响较大，重点是训诂典章制度，不尚玄谈。北方少数民族以军事力量入主中原后，面临着改变游牧民族习俗、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与生活方式，以获得广大汉族人民认同并适应文化积累深厚的中原社会的任务。他们倡导儒学，注重经术，希望用儒家传统文化来提高本民族的素质，又借以笼络汉族人心。他们还要根据经典的记述和要求制定、建立国家各种典章制度，所以特别重视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较多地继承了汉代经学章句的传统。

从学术体系构成上看，南北二朝经学的地域性差异明显。

其一，文本重心不同。南朝继续了魏晋以来玄学化经学的路径，而北朝基本上承袭了东汉的经学传统。表现在解经时参照的文本上，即南朝重王弼、孔安国、杜预的注本，而北朝重郑玄、服虔等人的注本。

差异产生，源于经学传播者不同的政治立场与释经目的。南朝学者多为晋室南渡而来的世家大族或曰“新出门户”，面对的是门第制度渐衰、世家大族日渐涣散的局面，迫切需要利用《丧服》等经典重申士族内亲疏远近关系的重要性，以维护门第中人的向心力、营造士族凝聚力。而北朝学者多为经学世家或曰“旧族门户”，其世代秉承儒学并未断绝，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少数民族统治者尽快提升文明程度，构架国家政权的建制、运行和管理的正常秩序。

其二，治经方式不同。南朝学者重视义理阐发，言简意赅，且兼长文史，解经专注文采；北朝学者重视章句训诂，翔实可据，且笃守汉学。南朝经学深受玄学与佛学的影响，讲究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于经典文本，学者多以“讲”、“谈”的形式对经文阐释演绎，常常将其与时事相联。北朝经学重汉代解经旧习，受道家影响甚微，且力图在训诂上寻求儒佛二者的契合。学者治经严谨，遵循师法、家法，学风纯朴，不杂玄风。

由于南朝治经者多为“迁移”士族，生活安逸，在长期受“清谈”之风浸染后，逐渐抛弃汉儒烦琐旧注理念。北朝治经者多直承汉代经学，解经传授各有师承系统可循。至于北朝留守中原的士族，虽也受过魏晋玄风熏陶，但他们寄人篱下、朝不保夕，原有的空谈名理的优闲风尚，早已被金戈铁马的现实一扫而光，故其做学问时亦开始务实。

其三，释经风尚不同。南朝经学家释经，几乎人人皆有自己注疏，北朝经学家则多“述而不作”。南朝学者往往广征博引，兼及文史；北朝学者虽也讲博涉，但内容绝不出经书。

“得意忘言”思想在南朝影响甚大，解经者释经态度大多尚清通简要，通其大义，不愿执著文句而自害其义。同时，南朝经师在三教合流的影响下多已非纯儒，释经所凭资材料种类繁多。北朝解经者仍用儒家思想培养统治集团及其子弟，“以夏变夷”、“致君尧舜”。因而重在说明经文“原义”，杜绝对文本的任意发挥。

南北朝经学的分立恰是“革新”的序曲：“分立”为儒家经学革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场与对比平台。南朝不断将佛学、道家思想注入经学，在修正与尝试中，让名教与自然相结合，并开始初步探究天人之际，阐发具有本体论意味的哲理；北朝则恪守东汉经学传统，走训诂典章制度，遵章句之学，笺注的“老路”。这种“分立”，为儒家经学下一次的“统一”做好了准备。后来的隋唐经学家正是在对二朝经学成就进行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经学体系。

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发展并未停滞，它使经学传统的话语权与权威性得以重新凝聚，让经学与多元文化沟通，为经学的“汉学”模式向“唐学”乃至“宋学”模式过渡，架起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