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代中国思想界，接续传统，复兴国学，已成为一股潮流。但文化价值的重建，任重而道远。2013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设立“传统文化研究课题组”，试图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时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2.在当今时代讨论传统文化的方法论；3.面对现代性挑战，应重点吸收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文化纵横》杂志在2014年2月号刊登了这一报告的阶段性的成果《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本报截取了其中一部分加以刊发。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是人心散乱、伦理缺位的困境也日益严重。十八大以来，“民族复兴”历史叙事的兴起，意味着近百年被主流激进思潮压制的传统文化，正在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也正在重新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伦理世界。
因而，我们今天谈传统文化，不是以过去为导向，崇尚复古，而应该以未来为方向，在对传统的再解释中，寻找面向未来的新的普遍性价值。
传统文化活在解释之中
文化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流动的历史，这种流动性，往往来自“现代”对“古代”的重新定义与重新解释。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不断创新，正是通过不断返回自己的古典文化传统，通过古今对话来变革政治理念、调整经济政策、重新平衡政治秩序，最终使得自己不断开出新意、发展壮大。
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压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临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当代，视西方文化为普世文明而力图切割自身传统的人与视西方文化为欲望膨胀之祸而力图返回自身传统的人，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传统与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和话语重新诠释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遇到过必须重新解释传统、重新解读经典的问题。比如，宋代儒家消化佛学——宋儒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吸收佛家思想中的思辨因素，将朴素“三纲五常”予以形而上学的论证，如此，才能真正说服精英、教育精英。儒家经典中，《五经》史论较多，难以进行形而上学论述，《四书》讲心性，则可以进行思辨发挥。朱熹历时二十余年重注《四书》，正是完成了儒家思想重新夺回领导权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历史实践表明，对于传统文化，应该活学活用。要做到活学活用，就得以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传统看作解决问题的资源和经验，使传统活在解释中，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断回应和接续传承之中。
今天，当我们讨论“传统文化”时，为了避免将之概念化，有必要先明确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
19世纪末，晚清政府面对西方的屡次入侵，屡战屡败，而历次改革，也屡改屡败。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逐渐认为，西方文化不仅在器物武器上优越于中华，在器物背后，也有一套高深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有着强大的政治能力。而这种力量、意识和政治的三位一体，造成了士人精英在面对西方文化时，逐步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最后到“全盘西化论”。
当然，在百年激进思潮中，还有另一条对待传统文化的思想线索。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固有缺陷，并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学习，通过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正面因素，革除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内容，恰恰是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和发扬。
正确处理百年激进反传统，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于，如何应对激进主义消退后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这一问题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和自由主义历史叙述不同处境密切相关。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马克思主义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正面冲击，在日常生活领域也经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考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开始重新流行，并获得较大影响。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改革需要社会释放空间，限制国家的过度干预，激发经济活力。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恰恰可以为这些目标提供助力。自由主义还提出以权力平衡和权利制衡的模式来维系共同体，这对于权力的制度化运行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是中国传统中所欠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是“普世的”或者可以“包治百病”。
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发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反对旧的政治架构——天主教精神秩序和封建领主制权力秩序。自由主义是新的权力哲学，将政治秩序的基础奠定在个体同意之上。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体的权利，而个体的权利不仅是不断扩张的，也是有成本的。从西方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英、德、美、法各国，对于民众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在无法进行内部掠夺的条件下，只能依靠对外掠夺。欧美各国历时数百年的对外殖民，在扩张市场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在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领土殖民虽然结束了，但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殖民”，回应本国人民的权利诉求。今天中国虽然加入了这个国际体系，并且也高举全球贸易自由的旗帜，但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可能重复。
从现实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以来，新自由主义虽然成为国际性思潮，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那种“低买高卖”的经济殖民大循环被打破。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和工业生产能力夺取了西方工业品的市场，导致西方依靠贸易的获利迅速减少，其国内的平衡也被打破，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与此密切相关。西方各国政治上发生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危机，也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有关。自由主义的国际叙事已经遭遇到了严重挑战。
吸取传统文化的几个方面
1.建立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理论
在今天重新讨论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思想方法。
近代以来的激进反传统历程，酝酿出了可以称之为“革命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因为救亡的急迫，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为彻底向西方学习开辟了道路。革命的辩证法意味着，当执政集团不承担义务，不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就丧失了合法性，革命就是必需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革命辩证法一定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尤其在今天，我们追求的是建立“和谐社会”，需要凝聚新的改革共识，就应该更多强调“协调与平衡”。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已经在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简单地讲一分为二，而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不强调一方压倒另一方。人民内部、央地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事实上都有矛盾，但应避免矛盾向对抗性发展，应该是“合作共赢”。
这种注重平衡的辩证法的核心是重视对立面的统一，知道有对立，但重在统一。应该看到，这种思想方法与儒家的中道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中道是儒家传统处理矛盾的总原则、总方法——用现代概念来说，也可以称之为“保守辩证法”。儒家传统强调，要维持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央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主导思想是中庸之道，其实质是要追求一种差异平等。
目前，我们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等复杂问题，正需要从这样一种保守辩证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重构当前社会基本的伦理观念：即建立权利与责任平衡的伦理观，缓和权利伦理过度张扬带来的问题。
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叙事来自西方。围绕着权利平等这一原则，过去主流的叙述将革命视为人民的天赋权利，革命是天然正当的，这一思想的基础就是革命的辩证法；自由主义则假定个体权利基本相同，个体之间可以相互联合，结成利益集团，再通过普选来实现少数服从多数、协调利益集团的争斗。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发展到极端是有问题的。权利主体最后落实到个人，每个人都有权利诉求；但权利事实上是有成本的。权利的成本体现为具体的责任，不能只有权利诉求而不承担责任。总体的权利要和总体的责任基本相等——如果大家都不承担责任，把责任交给国家，那么国家权力的扩张就是必然的。
为了缓和权利伦理带来的破坏性，新的伦理观应该更注重责任的维度。在政治生活层面，应该明确，权力来源于责任，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其对民众和国家担负的责任。在社会生活层面，需要强调，个体的权利要与责任相适配。这意味着现代公民的自我教育，享受个人权利的同时要考虑他人的利益，主张个人权利时要看到自身的责任。
今天我们讨论儒家传统，并不是要简单地唤回儒家伦理观，而是要吸收西方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的有效部分，建立权利与责任平衡的伦理观。
2.治理转型大国有必要吸取传统治理大国的经验
中国现在面临的两大挑战，第一是世界潮流的巨大变迁：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同时发生，在这如此变动的条件下，维持社会的稳定，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更为艰巨。第二是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强大的技术壁垒和制度壁垒。发达经济体支配的世界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结构，不断收割后发国家的经济成果。若想突破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势必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呼吁大一统的决策机构。
西方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地方自治经验，却缺乏治理转型大国的经验。对于中国而言，治理转型大国需要同时应对转型期治理和大国治理两个挑战。治理转型大国面临的问题，一是稳定一是发展。转型治理可以借鉴各国的历史转型经验，而大国治理的经验，却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加以寻找。
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正像钱穆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发展出一整套治理大国的“士人政治”传统，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一方式长期延续了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存了文明的源流。“士人政治”传统最大的优势，是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统一。执政集团以儒家“民本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在政治“责任感”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远大于西方阶级政党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性”的特征。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一党执政，而从传统的视角来看，中国的一党执政延续着“士人政治”的历史惯性。
“士人政治”传统，不仅有一整套政治理念，还发展出了诸如郡县制、科举制等治理方法。而这些治理大一统国家的理念和经验，在今天是不可能以“东方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等西方政治概念来评断和废除的。而如何确切地评价中国的传统治理经验，如何发掘其中的内在价值，就成了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3.历史观问题
作为一个世俗文明，中华文明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文明的向心力靠的是历史观来维系。历史观对于中国人而言，既是如同宗教般的价值信念，又是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直到今天，这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未曾改变。
十八大以后的历史叙事，已经体现出共产党运用民族主义史观、民族复兴的叙事来重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力图接续传统，重建历史观。
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主义之间本来就有着密切关联。古代中国，在经济领域一向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儒家传统历来将社会稳定建立在土地资源供给相对平均、稳定的基础上，指向的是多数人的共同生活，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恃强凌弱。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气质是高度一致的。在社会生活领域，儒家传统思想也往往强调协调，强调休戚与共，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一个人都对其他人承担责任，这正符合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儒家可以相互解释。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可以丰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中国保存着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土地国有制度和国有资本制度。对于土地国有制而言，其面临的问题是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要为多数人谋福利。只要土地增值的收益能为大多数民众所共享，能为公共事业服务，它就代表着社会主义。同样，未来的国企改革，不仅需要进行管理机制上的改革，也必须进行利益分享机制的改革。
“以中国为问题、以中国为方法”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三种思潮。第一种是“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即借用西方理论来改造中国；第二种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力图使中国变得比西方还西方；第三种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是以中国经验为尺度，以中国现实问题为标准，这种观念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刚刚出现，在学界表现为各种保守主义思潮，但还含混不清。
“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属于文化保守主义，但这种主张，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指向未来。因为对未来的自信，而要求重新解释传统，使得传统“开出新意”。
对于学术界和思想界而言，如果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未来有可能孕育出一个“中国学派”；中国的历史变革中包含了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丰富和复杂层次，对中国变革的深度阐述意味着对人类的更全面理解。
而“中国学派”创生也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的“知行断裂”问题已经深入到复杂的学科体系之中。套用西方理论的学科体系已经有了自我生产、自我维持、自我确证的能力，建立了一套利益分享机制和评价机制。这也意味着，具有真正问题关怀的学人，需要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城市角落，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中，找回我们民族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期待。从现在到未来，路在脚下，没有看得见的终点。(文/修远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