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民间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意很明确,文章谁写得好,常常无法进行量化衡估,而武人不同,两军对垒,刀光剑影,胜负立见。因此,对当代作家进行“经典排序”面临无法量化的困境。
■经典的形成需要经历长期“累积”过程,在看不清“庐山真面貌”时,不妨索性离“它”远一点。
■一般的“原创性”不具备经典的品质,只有“强有力的”原创性才有可能进入经典的序列。
对当代作家“经典排序”的困境
在生活中开会,最让会务人员头疼的一桩事是给主席台领导排席卡。根据职务高低,谁在中,谁在左,谁在右,谁再左,谁再右……都是有讲究的,一不小心排错了位置,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一些学术性的会议中,我也常常见到会议主办方在介绍来宾时,因先后次序安排不当而得罪人,来者有的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有疙瘩的。主办方掏了会议费,把客人请来了,无疑希望每个来宾都开开心心,却因此类细节不周而让人心里不快,大概是始料不及的。有聪明者,碰到此类难以排序的情况,最省事的办法是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这样就皆大欢喜。以姓氏笔画排序,之所以来宾提不出意见,是因为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排序标准量化了。可见,凡是可以量化的,排序就比较容易,就如同田径场上的运动员,速度快慢有秒表掐着,谁冠军谁亚军,不会有什么争议。当然,如果查出冠军服用了兴奋剂,那就把原冠军取消,亚军自然升为冠军,这也不会有疑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民间俗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意很明确,文章谁写得好,常常无法进行量化衡估,而武人不同,两军对垒,刀光剑影,胜负立见。如果第一天打平了,第二天再战,总是不难一见高下的。因此,当我读到程光炜教授的文章 《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见2013年《南方文坛》第五期)时,脑门上的血管就“哏哏”直跳。该文提出:“当代文学也应该推出自己的 ‘鲁郭茅巴老曹’来。对当代文学六十年,至少在我个人对‘后三十年’的文学评价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的文学成就,已经具有了经典作家的意义。即使在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他们的成就似乎也不应该被认为逊于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鲁郭茅巴老曹’。”这大概也只能看作程光炜教授的一家之言,如果要把它上升为当代文坛的“共识”,我就一百个不愿意。据我观察,大概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也包括普通读者,也难以认同这一说法。他提到的几位作家,都取得了不小的文学成就,也都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如果要把他们与鲁迅、巴金相提并论,尤其是把他们与鲁迅放到一个天平上去衡估,其分量的轻重差距就恐怕不是一点点。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我宁愿把鲁迅全集重读五遍,也毫无耐心、兴趣将程教授推崇的当代作家的全集读完。正如程教授用“至少在我个人”这类字眼来强调其个人化的认知,那么,我的看法也可以看成是“我个人”的认知。再换一个人来,大概又可以说出另外一番高论,如此纠缠下去,可就没完没了。这就是对文人进行排序面临的不具可操作性的困境。
我也曾尝试,看看能否采用硬性的指标来对当代作家实施“经典化”。“文学成就”是个扯不清的虚家伙,那就按照获奖的等次、数量来排序,无疑,获诺奖的莫言应该坐头把交椅;再其次呢,据了解,张洁的长篇小说曾两获茅盾文学奖,那就该坐第二把交椅了;再其次呢,那就非迟子建莫属了,因为她是获茅奖、鲁奖总次数最多的当代作家……我不知道,如此排下去,会有多少专家和读者往我头上扔砖头?大名鼎鼎的王蒙先生,至今还与茅奖无缘呢!这样“经典化”下去看来有问题,那我们就换一种量化的方式,以作家的行政级别来排一排。无疑,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是省部级,应该坐头把交椅;再其次呢,中国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有若干位,不仅数量多,仅一个“鲁郭茅巴老曹”排不下,得排几个“鲁郭茅巴老曹”,而且同等级别怎么排?按姓氏笔画?荒唐!此等事关青史留名的大事,岂可仿照开会介绍来宾那样草率从事?这活儿不好干。如此难捉的虱子,程教授也敢往自己头上挠,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
现代文学史“经典作家”排序需要重新解读
在程教授的文章中,有这样几个问题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
首先是对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提法,或现代文学史作家排序的重新认识。根据程文提供的依据,这一排序名单最早出现于王瑶1951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样一个排序带有浓重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过度地抬高了左翼作家的地位,而忽略了很多真正有文学成就的大家。比如胡适、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梁实秋、钱锺书等等,按照夏志清写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大概还要加上张天翼。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很多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实际上就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文学史进行了反思,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目前学界的情况并非如程文所说: “这份名单仍然在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浪潮中幸存了下来。”我指的是这份特殊的“名单”,没有多少人再如此排序了。对鲁迅的领衔地位,大概无人能够摇撼,但对鲁迅后的序列如何排,就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我尚未看到有一个新的形成学界共识的名单出炉。也许,在海内外不同的汉语言文学研究者中,根本就无法形成一个什么类似的名单。每一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表述。翻开2012年出版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序言正好为王瑶先生所作,他反思了上世纪50年代以及其后所著现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未见其再提类似“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字眼。而在钱理群等著的这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已经打乱了专章论述那个“经典”排名的次序,被专章论述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我同样也不认为,这样一个专章论述的排序就是最权威的,就再也不需要重写了,但相比较早期的现代文学史有所进步是肯定的。程教授还要因袭上世纪50年代的那个特殊“名单”思维方式,来对当代作家的文学成就进行排序定位,是否科学?还请三思。
“强有力”的原创性才具有经典品质
其三,关于“原创性”。布罗姆在《西方正典》 中还有一个关于经典特征的观点:“一切强有力的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这句话也被程教授在文中引来做论据,说明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品都具有“原创性”,当然就有了经典的意义。请注意,布罗姆在“原创性”前面用了一个修饰词“强有力的”。我认为,对“原创性”可作多层面理解,浅层面的理解是,我写的作品从构思到语言都是属于我的。
只要不是抄袭、挪用、复制他人的作品,皆可以视作是具有“原创性”的。这样的作品在期刊、出版物中大量存在并不断地被创作出来,但如果我们因为此类“原创性”就授予“经典”的桂冠,那么就简直遍地都是“经典”了。如果在“原创性”前面加上“强有力的”,那么能够进入这个行列的作品,恐怕就寥寥无几了。如何理解“强有力的”这个前置词呢?我认为,具有开创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原创性”才是“强有力的”。更具体地说,只有某位作家的作品,具有“开一代风气”的意义,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才具有进入经典的可能。面对已有的“经典”,后来者只能以自己的创作,成为阐释、印证、延续前人经典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吧,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曹雪芹的《红楼梦》……说它们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大概是毫无疑问的。开创性的作家作品,有时体现在同一文体,而开创了新的文派,诸如提到西方小说的现代性,其标志性的作品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后现代性的标志作品则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有时开创性体现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诸如汉语言文学中鲁迅的白话小说和杂文。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作家中有多少作品是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终于摆脱“工具论”的桎梏,回归到文学本体,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但他们还在东西方文学大师身影的笼罩下摸索,一方面他们接续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借鉴国外文学大师提供的文本经验,还处在学步、成长的阶段,在我看来至今尚未有真正达到“开风气之先”、具有“强有力的原创性”的作品诞生。新时期各种如走马灯般出现并很快消逝的各种“派”:先锋派、寻根派、新写实派、非虚构派……它们大多是西方文论和作家流派的变体,既无独特而成熟的理论构建,也未留下带有标志性的伟大作品。把“魔幻主义”改称“神实主义”,这样的“原创性”只能蒙蒙三岁孩童。因此程教授们要急吼吼地来“经典化”,大概是“化”不成的。酒厂可以把高粱米酿造成酒,但是无法将一堆“沙子”酿出酒来。任何比喻都难免跛脚,我这么比喻,不至于被人误读为“当代文学是一堆沙子”吧?
说到对当代文学的认知,程文中引用了郜元宝教授对贾平凹“高度肯定”的一段评语,称“贾平凹是当代中国风格独特、创作力旺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我注意到,这段引语出自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郜元宝、张冉冉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贾平凹研究资料·序》。八九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看郜元宝教授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在《因莫言获奖而想起鲁迅一些话》中,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是否超过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否真的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的答案很简单: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当代作家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如果要在整体上与现代作家相比,则差距之大,何可以道里计!”(文见2013年2月23日《文学报》)同是郜元宝教授的两段评语,虽然前者是对个体作家,后者是对当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但两者有差距和矛盾是显然的。我对此“矛盾”说法的看法是,后者更能体现郜元宝教授最新的学术意见。前后有“矛盾”也属正常现象,因为批评家的认知,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和观察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修正。至于对贾平凹的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也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不少学者和批评家通过对其文本细读,对他的语言和趣味上的问题,进行了尖锐而不无道理的批评,认为他距离大师和经典作家,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可以说,学界迄今为止,对现代文学史上哪些作家是确定无疑的伟大作家、经典作家,仍存在不少歧见,现在又有人急于来给当代作家授予“经典作家”的冠冕,是极不明智的。作为持论谨严的学人和批评家,一般也不会轻易地去涉足这类时机尚不成熟的话题。批评家的褒贬失度,很容易使有的作家成为膨胀的气球,同时把有的本来很优秀的作家遮蔽掉。更何况,一位作家是不是“经典”了,也不是少数几个专家学者就可以一锤定音的。
朱自清所著《经典常谈》中,在推荐经典作品时,只涉及明代以前的中国典籍,全然不谈同时代的作家;余秋雨在《中国文脉》 中,论述中国文脉的历史传承,从《诗经》等一路介绍下来,到曹雪芹就戛然而止,然后便用“中国文脉在今天,只有等待”结语,连通常公认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也避而不谈,这或许才是明智的,因为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时间的积淀,是检验是否经典的最好的尺子。记得卡尔维诺也说过类似的话,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是世世代代的人民发自内心地喜爱它,不愿舍弃它。在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时,理智的态度是,索性离“它”远一点。
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的学界再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错误,高歌猛进地把一些作品封为“史诗性的经典作品”,才过了几十年,回眸一瞥:那些作品已经成了在重症病房深度昏迷的“伪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