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岩：腐败本质是化公为私，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
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昆仑岩撰文指出，有人把国企当作腐败根源，称国企私有化是从体制上反腐的根本之策。其实，国企私有化恰恰是最大最彻底的腐败。所谓腐败，本质就是化公为私，用国企私有化的办法解决腐败问题，实质是搞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公权私化、公利私有，从根本制度上实现化公为私的腐败目的。好端端的国企，资产被低价折股，私分贱卖，造成国资变相流失，而代价是大批国企自毁，大批职工下岗，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让本应惠及广大人民的改革红利变味!民众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们的社会需要让这种担心变成放心。
摘编自《环球时报》
【李永忠：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是必然 须改革党委权力结构】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我们能否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有五个必须要素可作测验：第一，必须设立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试验区。第二，必须改革党委权力结构。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第四，必须让党员、群众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体，真正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 第五，必须积极稳妥地处理多年形成的腐败呆账。
这“五个必须”，不仅是下阶段中央强力反腐的可能走向，而且是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必然走向！
摘编自《人民论坛》
【黄卫平：中央授权下的地方改革要先行先试、大胆探索】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黄卫平撰文指出，当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这是对各级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地方党和政府可以在中央宏观精神指导下，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尤其是在中央已经明确授权的领域或地方，要积极制定实质性改革实施方案和细则，大胆改革，勇于实践，给全国做出示范。地方政府除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特定条件和以往改革的经验，积极制定具体深化改革方案，尽快操作实施，给中央提供经验外，更应直面本地区本部门的突出问题，直面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以“问题倒逼改革”，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改革方案并抓紧落实，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开路、探险。
摘编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温宪元：制度治理是现代社会的博弈规则】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温宪元指出，规则不公正，势必扭曲行为，造成社会失序。如果政府或有关部门管权管事管人的权力过大，又不能受到限制，就很难保证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作为制度治理的设置极为关键，只有让管权管事管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社会才有可能更加公平，人们才有可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样的社会发展才能更健康，现代化进程才能更顺利。坚持用制度治理管权管事管人，把制度治理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素。
摘编自《深圳特区报》
【陈东征：应推进公积金市场化运营】
全国政协委员陈东征认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改善提高城镇居民水平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投资管理方面存在管理分散、投资渠道狭窄、导致资金收益和运行效率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缴纳积极性，也增加政府住房保障负担。
建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相关部委借鉴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成功经验，加快推动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为住房公积金投资运营提供基础制度保障。首先，要提高住房公积金统筹层次，使其具备投资运营的现实条件。在保留属地化管理的基本框架下，住房公积金可统筹至省一级，实现资金的统一管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其次，在确保住房公积金正常支出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利用资本市场保值增值。允许结余资金投资权益类和固定收益类产品，并根据风险防控要求对投资权益类产品的比例作出限制。同时，允许住房公积金通过委托符合条件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适度开展证券投资。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准入门槛，完善托管、管理等配套制度，进一步确保运营资金的安全。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孙志军：今年要完成省级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部门的整合】
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在谈到文化体制改革时指出，根据今年的工作要点，将启动实施80多项改革任务，大体有三方面：一是积极推进的改革任务，包括基本完成省级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的整合，依法减少和规范文化行政审批，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加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等。二是稳妥推进的试点任务，包括传媒企业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试点，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试点等。三是研究制定的政策文件，包括制定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指标体系，出台支持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文化企业发展政策的实施细则，制定促进电影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及扶持地方戏曲发展、实体书店发展政策等。
摘编自《人民日报》
【于咏华：让民众感受社会主义民主的美好】
河南省委党校哲学部副主任于咏华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亟待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正本清源，引领民主，牢固树立科学的民主观。这就需要在理论理念上，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揭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面纱，让民众看清西式民主的真相。在理论宣传中，以不同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民主好声音，让民众明白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更讲民主；让民众明白，今天我们倡导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无节制地张扬个性，不是随心所欲、想干吗就干吗，而是合乎道理、合乎情理、合乎规矩的民主，是在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基础上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第二，营造氛围。让民众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的美好，自觉把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内化于信念，外化为行动。
摘编自《河南日报》
【刘伟、吴友全：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与过程】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吴友全研究认为，中国外交决策的结构与过程一国的外交决策结构与过程同本国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是以党领政的国家，外交决策并不仅仅限于行政部门，对于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外交议题，往往是由党的主管机构作出决策。中国的外交决策是由党和政府两套系统有机构成的，但党的外交决策地位比政府系统更为重要。从党的系统来看，党的高层掌握着中国外交政策最终的决策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最终的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采用集体决策的方式，总书记虽是决策的中心，但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外交议题，其他常委也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政治局之下，党通过设立相关领导小组来影响外交决策。在外事方面，主要的领导小组是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国的外交决策就是围绕相关领导小组全面展开的。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由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
摘编自《探索与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