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孙力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优势和特色，不仅体现在理论的开拓创新，还在于其社会传播和大众化方面的成功。善于把理论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扎根，关键在于民众的认同，而民众认同的关键则在于理论的大众化水平。中国共产党通过三个维度有效实施了理想的大众化传播：首先，具有一个把理想和“主义”简洁化、通俗化的表达模式；其次，具有一个把社会远大目标和民众切身利益交融的内化模式；再次，具有一个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取向模式。此外，确立楷模，推动理想的人格化传播也产生了极大的效应。

关键词：社会主义理想;大众化传播;传播维度;楷模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和优势，不仅体现在理论的开拓创新、对重大问题的理论突破以及在社会传播和大众化方面的成功，而且体现在坚定理想信念并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包蕴着赋予理想生命力的宝贵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和认识，对于我们高举理想的旗帜，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动员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实现民族腾飞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理想的大众化传统

善于把理论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有非同一般的难度。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却极为迅速，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还只有少数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结果很快在中国大地掀起社会主义的风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群众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是其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的宣传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决定设立党的宣传局，由《共产党》主编李达担任主任，并随即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大力推动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宣传材料问世。《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党的宣传工作作了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P42)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职。他特别强调宣传工作关系到革命成败，他说做好革命宣传“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2](P481)。

党的“三大”、“四大”对宣传工作的贡献突出。除相关的决议、文件外，“三大一中全会”专门通过了《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四大”专门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清楚地阐明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规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党的基础组织的职责，号召“共产党员人人都应该是一个宣传者”。这对中国共产党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

“六大”以后，党中央颁布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等重要文件，对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任务内容、基本原则以及组织领导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阐述。这一时期，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否则，红军“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P86)。他还强调，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于改造旧社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4](P15)。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十分重视通过大众宣传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广泛认同。毛泽东在《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5](P460)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扎根，关键在于民众的认同，而民众认同的关键则在于理论的大众化水平。毛泽东思想演绎了理论大众化的精彩历程，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前提和借鉴。

二、理想有效传播的三个大众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的旗帜，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广泛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成就。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右翼思潮异常活跃的背景下，形成“风景这边独好”的态势，从理论传播角度说，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大众化及其亲和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把理想和“主义”简洁化、通俗化的表达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是崇高的追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具有丰富和深刻的内涵，但中国的大众并不感到其高深和遥不可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把理想和“主义”简洁化、通俗化的表达模式。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深化的进程，更是一个接连不断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通俗化、简洁化的表达系列。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在拨乱反正中阐述了中国的前进方向，正如他所说：“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6](P166)其后他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概括、对“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等等，都以简明扼要的大众话语模式，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理想的深刻内涵。在基层，人们简洁地称之为“一、二、三、四、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亲切自然，一听就懂，易于接受，也乐于接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句话精炼地表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内涵丰富的思想性体系，传递了其核心内容。三句话的表达也十分简洁、明了，没有用高度抽象的概念，也没有用思辨的学理性语言，而是用大众熟悉的话语加以叙述。这样就成功地消除了理论和大众之间的隔阂，取得了大众化传播的优势。

科学发展观更是如此，其对科学发展的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表述，加在一起才43个字，都是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再平常不过的语言。其中“以人为本”是成语，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民众也极为熟悉，能够毫不费力地加以解读。党的指导思想能够得到如此简洁、清晰的阐述，应该说，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大成就。这使党的“主义”顺畅地入住了广大民众的心田。

其二，把社会远大目标和民众切身利益交融的内化模式。

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深入人心，就要揭示理论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内在关联。邓小平使社会主义理想重新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判了不讲物质利益、以穷为荣的错误认识。改革开放初期他就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6](P191)“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7](P172)他还指出，富裕不仅是社会的富裕，也包括个体的富裕，从而把社会主义理想和个人的利益、权利和幸福生活直接联系起来。邓小平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6](P146)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P286)显然，如果思想正确地阐述了利益，就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创造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迅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与通过切身利益的提升来引导群众认识远大理想有密切的关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弘扬了这一特色。江泽民说：“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就会更加拥护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充满信心地投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就能够日益巩固。”[9](P1403)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更是鲜明地突出了人民权益的保障和对全体人民改革成果的共享问题。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0](P26)

习近平同志在阐释“中国梦”时指出，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1]这更进一步强调了个体幸福与民族腾飞的不可分割性。 “主义”旗帜的高扬与人民幸福的提升交相辉映，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改革开放的30年，成为建国以来居民收入增长形势最好、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0年。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9倍，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1倍，年均实际增长7.1%。[12]

第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取向模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面向群众的理论建设，反对空洞、抽象、学究式的理论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弘扬了这一优良传统。邓小平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楷模，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7](P382)他主张“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7](P382)。

“五个一工程”评选活动的开展，是大众化理论取向的一个典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这项活动，自1992年起每年进行一次，评选上一年度各地精神产品中五个方面的精品佳作，分别是：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好的电视剧作品，一部好的社会科学图书，一部好的社会科学理论文章，一部好电影。从1995年度起，又将一首好歌和一部好的广播剧列入评选范围。“五个一工程”是理论的形象化工程，其要义是把抽象的理论表述，转化为形象生动的文艺作品，使之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文化功能。

另一个理论成功的大众化举措，是从2003年起由中宣传部理论局每年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读物，到2012年已经出版10期。这些读物针对每年的热点问题，予以通俗的理论阐释。2012年的《理论热点面对面》，分析了收入差距如何缩小、房地产调控如何坚持、看病费用如何降低、素质教育如何推进、道德风气如何提升、食品安全如何保障、环境污染如何遏制、反腐倡廉如何深化等八个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使理论掌握了群众，也让群众掌握了理论。

三、推动理想人格化传播的楷模效应

重视英雄模范的带头和引领作用，树立典型来进一步宣传党的理论和强化社会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优良传统。这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的驱动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思想的引领过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中，为使人民群众坚定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信仰，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全国广泛宣传优秀的科技人员，特别是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昭示了党对极“左”路线的彻底抛弃和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坚决否定。邓小平还在第二次复出时，就鲜明地肯定了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愤怒地斥责了对陈景润所谓走“白专道路”的诬蔑。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向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一出来工作，立即紧迫地着手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推倒了“四人帮”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思想文化上的重大变革。在科学大会作报告间隙，邓小平还特地会见了陈景润。他给了陈景润极高的评价，说：像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写成，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学习陈景润，勇攀科技新高峰”成为人们竞相传诵的口号。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又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社会上和党内都出现了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以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怀疑的倾向。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特别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7](PP370-371)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表彰他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杰出贡献和献身精神。对这样一个典型的宣扬，在这特定的时期具有重要的社会引领作用。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肯定，阐明先进的知识分子“真正是祖国的骄傲，民族的脊梁”[13](PP126-127)，更重要的是很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发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创新、执政兴国成为党重要的思想信仰。相应地，在典型人物的宣传上，这一特点也鲜明地体现出来，三次航天飞行成功后的英模表彰就是其代表。首次中国航天飞船“神舟五号”胜利返航后，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向航天英雄杨利伟学习。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神舟六号执行任务圆满成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胡锦涛向神舟六号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颁发“航天功勋奖章”和“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航天功勋奖章证书”，并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载人航天精神”，说：“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14](P61)，把英雄模范的树立和宣扬，同党的执政理念、党的发展战略联系起来，拓展了理想和思想的传导渠道，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和生动的理想追求。

改革开放不仅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用英雄的思想和信仰感动中国的时代。1989年9月28日，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此后，又分别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即每五年左右召开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每一次表彰都伴随对英模人物思想的提炼和宣传，都是一次社会主义理想的传播。

理想是活生生的、行进中的，而不是僵化和静止的，这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大众化的传播则是赋予其生命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5]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

[12]改革开放30年：居民收入增长形势最好 群众得实惠最多[N].人民日报，2008-10-15.

[1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孙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