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思想一直是哲学界的灵感源泉。日前，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哲学系教授托马斯·斯特姆（Thomas Sturm）对康德的人类学观点展开解读，强调了康德人类学思想突显出的人类理性启蒙，其研究成果于12月5日刊发在美国圣母大学官网。记者就康德思想的遗产采访了相关学者。

反对将人类学定义为心理学

2012年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伦·伍德（Allen Wood）与美国南缅因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劳登（Robert Louden）联手翻译推出了英译版《康德人类学讲义》（Lectures on Anthropology）。书中介绍说，康德是位成功的大学教师，他自由、生动、诙谐的授课风格吸引了大批学生。在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康德有两门通俗易懂、广受欢迎的课程：一门是自然地理学，另一门就是人类学。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康德于1798年出版了《实用人类学》一书。

斯特姆表示，康德的人类学研究强调实用，他将这门学问上升为一门自治的科学（an autonomous science），从源头将其区别于形而上学，但其研究人类学的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研究人类学初期，康德在论著中交替使用“人类学”和“实证心理学”二词。18世纪70年代中期，康德对人类学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康德表示，人类学应该是一门“实用”的学科，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时期，他使用“人类学”的次数逐渐增多。18世纪90年代，康德开始明确反对将人类学定义为心理学。在康德眼中，实用性不仅是人类学发展的目标，更是这门学科的主题。康德认为，人类学应该对人类社会、人类世界有益。斯特姆还表示，康德思想仍然有狭隘之处，毕竟康德的人类学思想仅涉及社会世界及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则。

斯特姆概括道，康德的“人类学特点”拥有双重任务：不仅区分人类行为的类型，还为理性、自主的行动概述出了一个实证理论框架。康德指出，只有第二个任务体现出人类学将人类作为自由个体去研究，即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不难看出，康德所谓的实用人类学不仅仅停留在“关于世界的知识”上，而且还强调要“拥有世界”。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最终包括两大类，即塑造自己命运的主体以及发明新的处事规则和新的社会机构的机制。

审美与判断力：康德哲学注重社会性

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贝阿特丽丝·朗格奈斯（Béatrice Longuenesse）曾在《康德的人类立场》（Kant on the Human Standpoint）一书中探索了康德哲学的三大面向，即对自然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美学理论，这三大议题都交织在了康德的核心思想之下，即人类的判断能力。

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强调人类思想、社会、历史，同时也重视其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之间的关系，并成为之后德法之争的源头。战后欧洲大陆哲学或多或少都承袭了海德格尔的精神，而在新康德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海德格尔正是带着康德的“签名”。可以说，大批西方哲学家都在康德哲学里进进出出，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以美学为例，康德美学肯定了人类的道德进步，其美学思想渗透着人类学意义及价值。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威克斯（Robert Wicks）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上述现象尤其体现在欧洲众多美学思潮中，其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以康德、谢林、黑格尔为代表，另一个分支以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为代表。在第一个分支中，这些哲学家视艺术为“净化”，认为艺术诠释了美与善的关系，艺术的应用在于撒播道德、传递利于社会建设的信息，艺术传递道德信息的意义超过制造美学的价值。在这一分支中，艺术的美学高度次于社会意义。

第二个分支则更为当代，这一分支的哲学家不愿承认任何绝对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历史思维解读艺术的价值。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福柯认为，历史并非一个连绵不断的承上启下的过程，具体的历史事件不仅是偶然的，而且还会有中断。福柯的这一历史观在当代艺术史研究和美学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第二个分支的哲学家认为，“艺术”、“美”、“作品”等都是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的产物，艺术作品的含义会随着历史环境而改变。

如果从历史角度看待美学思潮，大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1790—1900年的哲学家为第一大类，1900年后的哲学家为第二大类。两个类别的哲学家对于美学的思考差异鲜明。第一类哲学家视艺术的应用为创造道德世界的工具，随后的哲学家则将艺术视为树立权威、反对压迫的手段。这两类中，康德的美学思想属于第一类，他强调“美是道德性的象征”。

康德理性思想在20世纪蔓延

剑桥大学麦格达伦学院德语系教授尼古拉斯·鲍伊（Nicholas Boyle）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793年，康德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lone）中将批判性的、以理性主义主导的自然神论通过与以人类自由和自治为核心的道德理论相融合，被赋予了全新的、有力的表达。康德重新阐释了包括托兰德（Toland）、廷达尔（Tindal）在内的洛克追随者们或隐喻或明确探索过的解释学困境：一方面，如果说蕴含在《圣经》之中的神学主张拥有理性的核心，那么抛开了对《圣经》的依赖，人们也会了解理性；而另一方面，如果说《圣经》之中的神学主张没有理性的内核，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相信它。”

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线团被康德重新拾起，通过圣经解释学延伸到20世纪的哲学解释学，并影响至今。任何严肃的思考者均需直面赫尔德当年对康德的质疑，从而再次回到康德。鲍伊表示，人类思维中除了理性外还有太多的其他因素，有语言、诗歌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文化。但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如果理性植根于文化之中，那么赫尔德就会遭遇另一个问题，即和自然神论的威胁一样棘手的问题，也就是历史相对论的问题。如果赫尔德坚信人类多样化的不可约性，那么他就要冒着妥协基督教独特性的风险，即认为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之后的黑格尔“发明”出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即在阐释《圣经》文本的时候避免或者说是调谐了康德的自然神论和赫尔德的历史相对论之间的窘境。他的方法虽然在19世纪难见回应，但却在20世纪通过伽达默尔得到了复苏。康德思想在解释学层面，正是通过赫尔德、施莱尔马赫、黑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一步步影响着今天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