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徐前进

现代历史中，卢梭是抽象的思想符号：启蒙思想家、革命精神之父、浪漫派鼻祖、法国传统的破坏者、极权主义思想家。这是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解读，不涉及人的生存处境与心理世界。

疾病缠身的卢梭

卢梭的书信里有一个身体话语体系：发烧、头疼、耳鸣、失眠、心悸、腹疼、呕吐、肾绞痛、尿潴留、吞咽困难、手脚僵直等。1778年去世后，他的病成为法国史学、精神病学、外科医学界的大问题。1851年，史学家莫兰思考1766年英国之行后卢梭的精神问题；1909年，布弗诺瓦将之归于不正常的敏感，及其对人类的同情破灭后的内心冲突；1921年，勒梅特尔视他为有罪之人。由于涉及病因学、症状学，其作品《忏悔录》是19世纪精神分析的文本；1821年，伊塔尔说他有疑病症；1883年，布瑞尔认为良知以及自然意义上的世界认识引起他的精神问题。事实上，早期的精神分析缺乏实验理论，忽视身体症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没有根本区别。而卢梭多抱怨胃胀、尿潴留、肾绞痛等，遂引起外科医生的注意。1890年，夏特莱根据遗体解剖报告，断定卢梭的先天残疾是想象的病，或是神经质问题；20世纪初，艾洛叙认为其精神异常源于高血压、氮血症及慢性尿毒症。

卢梭的病因为学科间融通不多，加之研究者的政治立场不同而难有共识；但去世后两百余年，卢梭却一直是西方学术争论的热点。前者涉及研究方法，而后者则涉及个体的历史处境。1974年，法国学者邦苏桑在《卢梭的病》中认定其患有急性间歇紫质症。紫质症起因于人体紫质的代谢异常，紫质通过特定酶的催化制造血基质，一旦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紫质在体内积累，对身体器官，尤其是神经系统有毒性，症状包括胃胀、呕吐、眩晕、弱视、失眠、焦虑、尿潴留、周身疼痛、四肢麻痹、说话困难、性情多变等。

该研究在文献依据和研究方法上受质疑，需要补证。患者尿液中含有过量的胆色素原（PBG）和丙氨酸（ALA），聚合反应后呈深色。18世纪没有化验尿的传统，这可能是卢梭及其医生没有提及尿液颜色的原因，但据此无法排除卢梭未患紫质症的可能。多数情况下，医生不依赖此检测法，“瘫痪和精神问题是很好的提示，尤其两者同时出现时”。又有人批评研究者没有参考《卢梭通信全集》，其中没有否定性的证据，却有大量记载表明卢梭嗜酒、天冷易发作以及病情周期性。卢梭的病有过四次发作：1731年5月底至1737年9月，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1761年春完成《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后第三次发作，持续到1769年7月；第四次发作时间难以确定，卢梭仅在1775年8月提及病痛，1778年春剧烈发作，7月2日去世。

由疯子到思想家：西方卢梭观的转变

1766年1月，卢梭赴英国避难，其间被害妄想症发作。该病起因于心理困境或交流障碍，患者有受迫害的幻觉，逻辑清晰，却违背常理。因为自1762年起，天主教会追捕卢梭，文人界的批判变本加厉，他又在伦敦碰到宿敌、日内瓦医生特罗尚的儿子，而报纸上总有诋毁性的新闻，由此他断定受到监视，欧洲有一个迫害他的联盟。

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卢梭的被害妄想症归因于性情、病痛以及生存困境。出生后其母去世，使卢梭深感内疚，成年后他虚构了一个慈母形象；1762—1766年逃亡时，他数月以面包清水为食，病痛发作，其妻怨言不止，“很多可恶的蠢话不应出自她的口中”。这可以解释卢梭为什么依赖他的狗，逃亡路上也带着它。精神异常是紫质症的常见问题。1962年，戈德伯格观察了50例紫质症患者，14例有抑郁、歇斯底里、爱哭等问题，9例有幻想、思想混乱、失去方向感等症状。

卢梭是病人，也是一个启蒙时代的孤独者，这对西方现代的卢梭观有所冲击。1764年，卢梭和亲岑多夫谈及《新爱洛漪丝》，强调其中讲述的是他本人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身体话语的作品，写作时身体糟糕，病痛发作时，身体感受是叙述主题，《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漫步遐想录》是对身心之苦的诉说，由此造就了浪漫派卢梭。健康时，身体话语减弱或消失，卢梭更多关注外部世界，1758—1762年写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论证严谨，具有启蒙风格。卢梭的写作及其从启蒙者向浪漫派的转变背景是其本人残酷的生命体验。

卢梭与启蒙的关系有三种解读：启蒙的、反启蒙的，或启蒙内部批判。1766年，卢梭从启蒙者变为浪漫派是这一问题的分析基础。当时科学进展不足，个体身份不明确，现代行为规范尚未确立，病痛使卢梭生活于不良风俗中，写作风格的变化是对启蒙实践的质疑，但他的批判不同于天主教会对新思想的压制以及18世纪晚期底层文人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卢梭被誉为法国革命精神之父，因为他提出契约理论、公民宗教和主权者概念，而疾病是新的分析视野。卢梭的病在破旧立新的时代有了政治和宗教内涵，1778年后，瞻仰其墓地的潮流经久不衰，像是去接受先知的启示，同情苦难的心理是卢梭进入革命语境的前提。病痛之苦源于追求真理以及旧制度的压迫，于是宗教或政治意义的形象遮掩了生命意义的形象。

浪漫派将源于病痛的身体话语视为独特的写作风格，但两者的心理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卢梭描述的是肉体之苦，而非现代制度下的精神苦闷；浪漫派也有对阴谋的控诉，属于早期现代性批判的范畴，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精神问题。法国革命推翻了旧制度，个体之间现代式的冲撞开始了，家庭出身、政治理念、经济地位、生存压力增加了交往的不确定性，在失望与迷茫中，心灵敏感的人反思个体处境、现代制度的霸权，批判文明社会的缺陷。卢梭的写作与生命是一体的，他用生命写作，浪漫派与沉闷的时代精神是一体的，疾病症状与写作风格的混淆是浪漫派认同卢梭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