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学术编年》（9卷12册）历经24年编撰，4年修订，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国学术编年》上起华夏民族的传说时代，下迄中国帝制的最后终结，共1000余万言。这是学术界首次以编年的形式对中国通代学术发展史的系统梳理。梅新林、俞樟华二位主编所撰此文，记述了《中国学术编年》20余年编撰过程中的艰难曲折与思考感悟。

自1985年启动《清代学术编年》研究项目，到2012年《中国学术编年》的最终告竣，期间经历了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

早在1985年10月，由浙江师范大学常元敬主持，姚成荣、梅新林、俞樟华参与的《清代学术编年》作为古籍整理项目，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托浙江省教育厅予以资助和立项。项目研究团队的具体分工是：常先生负责发凡起例，姚成荣、俞樟华、梅新林分段负责清代前期、中期和近代的学术编年工作，最后由常元敬统稿。经过三年多的共同努力，至1988年，共计50余万字的《清代学术编年》基本完成。

《清代学术编年》虽然在学术价值上得到多方肯定，但因当时正值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轨过程之中，付诸出版却遇到了种种困难。后几经延搁，终于有幸为上海书店所接纳。在付梓之前，我们又根据责任编辑的修改要求，由姚、梅、俞三人奔赴上海图书馆集中时间查阅资料，对书稿进行充实与修订，最后由常元敬统稿、审订，并于1991年3月撰写了1500余字的《前言》冠于书前。然又因种种原因，上海书店最终决定放弃出版。次年，常元敬退休后离开学校。在欢送他离职之际，我们总不免说一些感谢师恩之类的话，但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遗憾，却总是郁积于心而久久难以排遣。

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资深出版人倪为国得知《清代学术编年》的遭遇后，以其特有的文化情怀与学术眼光，建议由清代往上追溯，打通各代，编纂一套集大成的《中国学术编年》，这比限于一代的《清代学术编年》更有意义。他说，正如国家的发展，既需要尖端科技，也需要基础建设，《中国学术编年》就是一项重大基础建设工程，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与盛世修典的标志性意义，可以说是一项“世纪学术工程”。他进而建议由我校重新组织校内外有关专家，分工负责，整体推进，积数年之功，尽快落实《中国学术编年》这一“世纪学术工程”。

根据倪为国的建议，我们决定以本校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骨干为主，适当邀请其他高校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参与，共同编纂一部贯通历代的《中国学术编年》。经过反复商讨、斟酌，初步拟定“编纂计划”，决定将《编年》分为6卷，规模为600万字左右。至此，由倪为国建议的贯通历代、包罗各科规模宏大的《中国学术编年》的编纂工作终于全面启动。

倪为国还就《编年》的价值与体例问题专门咨询著名学者朱维铮、刘小枫等人。刘小枫在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建议在当今中西交融的宏观背景下，应增加外国学术板块，以裨中外相互参照。根据这一建议，我们又先后约请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的秦治国、陆怡清、方勇、杜英、王延庆、陈允欣等负责这项工作。至2001年底，经过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中国学术编年》初稿终于基本形成，陆续交付专家、编辑初审。次年，经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专家评议小组评议，并经古委会主任批准，《编年》被列为2003年度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

2003年底，由于《编年》体量大幅扩张等原因，在出版环节上再次出现了问题。就在我们深感失望而又无奈之际，幸赖倪为国再次伸出援手。基于对《编年》学术价值的认同感与出版此书的责任感，他毅然决定改由他创办的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出版事宜，并得到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的首肯和支持。

为了保证和提高《编年》的质量，我们与倪为国商定，决定对《中国学术编年》初稿进行全面的充实和修订。2006年7月19日，倪为国率编辑一行10人，前来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编纂工作会议，共商《编年》修改方案。经过双方热烈而细致的讨论，会议决定，每卷定稿后将再次聘请专家集中审阅，以确保学术质量。会上对分卷作出了调整，由原先的6卷本扩展为9卷本，同时对各卷作者也作了相应的调整。2007年6月30日，《中国学术编年》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倪为国一行4人再次来到师大与各卷作者继续会商修改与定稿等问题。会议决定以由俞樟华编纂的宋代卷为范本，各卷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此后，各卷责任编辑的审稿与各卷作者的修改一直在频繁交替进行。

自1985年开始启动以来，《编年》这一浩大工程经过20余年的艰难曲折历程至今终于划上了句号，期间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确非一般著书之可比；其中所蕴含的学术景遇与世事沧桑，更不时引发我们的种种感慨。我们编纂《中国学术编年》的根本宗旨，即是期望通过对中国学术史的历史还原与重构，不仅重新体认其固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藉以反思其未来的学术取向，从而为弥补晚清以来传统学术边缘化与断层化的双重缺陷，重建一种基于传统内蕴与本土特色而又富有世界与现代意义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学术参照。因此，《编年》的编纂与出版，并非缘于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现实之需要。（梅新林 俞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