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科技大学 秦振生
（一）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认为，拥有生产资料是个人获取自由的保证。同时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个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都是为了私利，他力捧个人主义价值观。他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这一观点的理念支撑。
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单纯从理念出发就能成立的观点，哈耶克也决不例外。他说，“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夠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言下之意是，个人为了获得自由必须掌握生产资料，为此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理念观念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是一切新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事实是，所谓个人掌握生产资料，在现实中终究只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只是个梦呓，极少数人以僱佣制度获得对绝大多数人“控制”的自由从而进一步僭取几乎为所欲为的太多的自由，广大普通劳动者即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失去（最主要的）自由，这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处于统治地位的必然后果。中世纪以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
哈耶克观点无疑是个“悖论”。哈耶克无法实现绝大多数个人掌握生产资料（並获得自由），那么只有实行真正全民所有制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所有劳动者）事实上握有生产资料，实现在身处的生产关系中人人平等。所以，哈耶克的“逻辑”“拐点”，导出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是由于其理念偏执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罢了。同时说明了哈耶克自由观的虚伪性。
认定人是自私的，这是对人性的“以偏概全”。人确实有私利的一面，且具体个人的私利性程度又因人而异。但人的人性本源主体属性是向善、互助、嫉恶、愤不平不公、向着正义自由与幸福。尘世间有句箴言道，“勿以己度人”。但一切自由主义並不理会这些，把人的自私利己性无限放大当作人性的本质和全部，并不遗余力在人性假设自私利己的前提下设计构建他们的全部“经济学”。如哈耶克说教“市场完美”、“市场对经济绝对统治”（甚至荒唐地主张私人银行掌握发钞权）等等。这样的“经济学”必然将经济社会一次次导向危机和广大人民群众难以忍受的不幸。
至于一概说什么私有制（资本主义）有效率、公有制（社会主义）没有效率等等，这也是一种理念偏见。曾记否，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之际，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大萧条危机之时，前苏联正是日新月异向好发展之日，那时许多西方人士向往苏联并移民该国。前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夺得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如没有強大的经济及国力支撑是不行的。事实证明世界社会发展经济的方式是多元化、多路线、多选项。关键是要方向目标正确、方法恰当符合实际、不僵化教条、不走向极端、要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性趋势的需要、要不断调整及开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化途径，而这些必须有序建立在切实为了全体人民群众福祉和确立有生命力的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才有持续稳定的动力和真正光明的前景。
有太多的人士认为，苏共失去执政权力是由于没有搞市场经济，这有失偏颇，离根本性的真实原因太远。当时西方社会经济长期处于“滞胀”，苏联经济发展势头虽不如从前，但仍是经济科技強国。招致苏共失落的恰恰是其自身致命“硬伤”的“变质”，即以官僚主义冷漠对待人民、以腐败特权对待自己，不愿清理“藏污纳诟”之害，苏共是自己打败自己。至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当时的美英当权者如何以新自由主义整夸了苏共，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誇耀的宣传噱头罢了。苏联隨即解体有其历史的民族的缘由、更是当时该国体制缺陷（如中央财权财力缺失、相关管控弱化等）使然，扯上别的难免牽強。
但是，如果苏共随新自由主义之愿改弦易辙、奉行新自由主义，则苏联会沦为西方強国的附庸且会被“肢解”，苏共同样会因背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变质”而退出历史舞台，可谓“殊途同归”。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党自身是否清亷光明、自強不息、顺应民心，在于是否与时俱进真正洞悉和正确把握历史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尤其在近代，壮阔激烈的时空沧桑演绎、“倾刻兴亡过手”昭示我们，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必须永葆革命青春与本色不蜕变，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是也。这些难道不是回荡寰宇的历史之声吗？
（二）如果说始于一九二九年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危机宣告了新古典“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则二00八年祸起华尔街的金融“大海啸”演示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社会诸多思想思潮的一支，始终不是什么“主流意识”。即使在其自认为“最风光”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关英美领导人主政时期，在他们国家内部也因以“通过对人民大众的剝削来实现所谓进步”的施政，遭到广大民众的強烈反对和抵制；更因在拉美的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实验失败使相关国家跌入“陷阱”而声名狼藉。但新自由主义並未就此消停。
当下，在市场经济的“由头”下，与新自由主义拉扯结缘似乎成了一种炫耀的“时尚”。内外新自由主义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直言不讳“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无法相容”、“国企不国企与社会主义无关”、攻击“国企一无事处”“央企垄断”、“要国企退出所有竞争性领域”等等。时有高调提出那种“别有用心”的所谓“产权明晰”，何意？实际是说你国企“产权”不明晰，归私人所有就“明晰”了。还有大量私企是从原国企“转制”而来，实际是“全民资产”尽流失，其着急“明晰”是要让国资私人占有合法化，使这块悬着的“石头”落地。凭什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有资产落进私人的腰包？内外新自由主义企图将宏大的充满生机的強有力的中国国有资产私有化。这旣没有任何称之谓“理论”的理论根据，又罔顾国家宪法和大量基本事实、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及要求所向，尤有冒天下大不韙之嫌。
纵览历史，自奴隶制社会以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始终是事关一个社会制度生死存亡的命门和根基。这是社会历史的基本常识。作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决定性要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部分人民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及其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劳动成果和生产财富全民共享的重要制度基础，是国家的支柱和民族的脊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命门和经济基石。
（三）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根本性要义是平等劳动、成果共享、自由生活。社会主义正在以科学、理性的姿态前进。
生产资料“公有”是促进当今世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选择，这包括经由国家以有效形式经营国企（全民化的国企，全民化是最实在最充分的“公有”），包括经由法律及制度性安排促使私营企业社会化治理。私营（或非国营）社会化治理，主要特征有，控股集团主体多元化且没有任何个人绝对控股，股权资本证券化，有较多的普通民众长期持有股权分享企业产出的利益，以股权“社会化”实现私企“社会化”、运营透明化。其次以法治和社会治理（如发挥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的作用）保障工人及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税治调节财富分配也是体现私企“社会化”的主体功能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为什么是这样？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私有制的私营企业不实行社会化治理且官商勾结横行，则私人资本贪婪获利与为政不廉者不当得利势必成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推手。睿察世界，社会前进的脚步，已迈进私企社会化治理时代 ，这也是一个大趋势。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领域不仅对国有资本开放、对极少数握有巨额资本的私企老板（称为“民企”）开放，更重要的一招是以切实的方式积极吸纳众多有投资热情的普通民众个人参与。这样有助于增強国企“全民所有”的活力，有助于推动私企“社会化”的进程。不要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搞成仅仅是私企老板参股（或控股）分享国家资源产出红利的“饕餮大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有利于巩固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有利于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和经济整体发展的正能量，必须有利于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追根溯源，人的思维和行为的动力，总是来自为了生存（生活）和对幸福光明的追求，其中那些正面的历史性人物，怀揣理想，为自然和社会诠释迷津，真诚地为人民利益、为真理奋斗不息。这是人性本源归宿的体现。因此，任何社会的前进离不开人性的进步和道德的提升，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更要建立在这一不可缺失的精神价值基础之上。因此，“德治”是必须的、与“法治”同样重要且相辅相成。“德治”和“法治”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牽引社会进步的两座巨轮。
（四）一个被反复折腾的事实是，私有制下的（或传统机制）市场经济，巨大财富累积总是伴随巨大贫困的累积。在一定的时空域内，财富总量是个定数，如有的人（极少数人）占有太多乃至富可敌国、则有些人（绝大多数人）必然得到太少甚至沦为赤贫和穷人、政府财政却捉襟见肘，这样的财富资源配置是不稳定的征兆，伴随阶级对垒、动力丧失社会走向危机。
财富产出依靠资本和劳动，且经由消费才得以循环不息並增值，这是一种社会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当然需要通过个人工作去完成且每个人作用不尽相同，但是“个人工作”的成效只有在社会关系的架构下才能成立，故财富本质是社会属性。所以社会财富应由全社会（全体劳动者和社会成员）公平分享，尽管这一“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但是贫富差距不宜过大、宜缩小不宜扩大应是公平正义自然而又必然的要求。何谓公平？通过比较、差别存在合理又恰如其分，且被公众认可，即人心认同。何谓正义？合乎广大民众普遍的道德良知要求及顺应人民追求幸福自由的社会前进规范的一切活动。公平正义始终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天理”和该社会稳定的基石。
生产关系中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者握有财富分配权，虽然贫富悬殊及对立必然危及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权人）个人切身的利益命运，但觅遍人类原始社会之后的社会发展史又有几多明智能“自觉”走向“公平”呢？旣然“公平”不能“自觉”实现，那就必须有某种“倡导”和“强制”措施去推动。因此发展经济要有“双动力”，即不仅要有以（可控的）“私利”为动力，更要有那种大大小小的为公共利益（即人民福祉）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立以厚德赴难而行的济世行动为动力。唯此，除了恰当的德治和法治之外，还需要有正确的机制设置，更要有正确的体制体系谋划设计予以施行，以确保公平性贯彻到生产关系中的初次分配各种环节（这对于公平实现有决定性意义，这一分配环节应包括在一切动产、不动产市场抑止方便圈钱套利等无良行为、促进公平公正的制度机制安排），贯彻到社会关系中各方面的再次分配环节。单纯依靠社会再次分配调节实现公平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紧紧围绕遵循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企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宏大实践，开辟走向公平分配、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
毋庸置疑，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化”实质也是“公有化”的初步形式）是时代大趋势。社会性要素（抑或社会主义要素）对于任何一个要求文明进步富強的国家都无法拒绝，且对于社会稳定进步发挥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近百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困难或危机时往往不得不“求助”社会性要素采用社会化举措（虽然因缺失系统性和根本性难以治本），这几乎已成了不可违约的历史公式。社会主义要素大行其道是大趋势。这一切並不因新自由主义背向历史前进的方向偏执一隅不认账而转移。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不承认人民群众、广大劳动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也从不代言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根本诉求，而仅仅视作有生命的“商品”。该经济学抛开市场的生产关系要素和社会属性“捏造”出所谓“理想市场”，奉行为市场而市场、为资本而资本、为唯利是图而唯利是图，鼓吹“自由放任” “丛林法则”、不惜滑向“毁灭”，其没落性不容质疑。西方某些国家曾从自由主义经济学“毁灭”边缘掙扎过，深知其恶其害，现已事实上撇弃了此类经济学敎条。现在，某些西方政客和“政客化”的“知识精英”的策略是，急于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作“餡餅”不遗余力千万百计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销，其真正目的是要使这些国家落入动荡不安折腾的“陷阱”，以图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牢牢掌控霸主地位。
新自由主义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这一特质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攻讦诋毁将存在漫长的过程，对此必须保持长期的清醒和足夠的惊觉，特别要惊惕其向国家体制内渗透。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在深化改革大潮中，必须始终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
（五）国企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主要在于全面增强其人民性先进性效益性及主导性。
增强人民性就是在体制结构方面，使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自己是国企的一分子（如多种形式的股权“全民化”）、国企兴衰与自己休戚相关，这就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组织架构和利益分配方式予以保证（如具有多元功能且广泛代表性的有实效的职工代表大会及常设机构，如设立困难职工及群体的扶助基金等等）。任何体制制度的生命力始终在于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和坚定支持，国企也通此理。
国企要在干部职工素质、管理、技术装备、生产技术、产品等方面保持先进性。运营的机制规章要正确跟进市场趋势、创造市场需求，必须安全、科学、有效率，包括纠错、追责及适时调节等等。人们执行机制的动力，除了必要而又恰当的个人利益之外，特别对于管理班子即核心领导层，主要要来自为国家勇于分忧担当、为人民勤勤恳恳谋利益、富有为理想信念奉献的操守情怀，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意识和为民风范，这是真正巨大的力量源泉。照搬西式单纯“物质激励”或个人获利向私企看齐把国企当私企“损公肥己”蚕食国企的做法，事实证明综合效果不佳而且易诱发腐败走向邪路。已发生的案例表明有的国企工作人员总酬金动辄数百万元或更多，仍照贪不误，“激励”出欲壑难填的贪婪。这样的敎训值得认真吸取。
企业有了先进性其效益性才得以实现，效益性是先进性的重要内涵。效益性应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撇开企业运营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社会的负面损害，把“效益”篡改为单一的财务“利润”，並把追求这种所谓的“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及市场的“行为准则”，这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反公众性质。因为任何（被赋予正能量的）“利润”必须在承担其“产出”的一切“负面清单”责任后产生才是可以认可的、才具有正义的属性。从科学、规范的意义上讲，企业的“效益”、“利润”必须受到严格的必要制约的审察和统一的正确会计准则的检视，认真做到人民、社会、国家从中受益，这样的企业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社会前进的发动机，才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无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企及其他一切企业应该具备这些基本素质。国企效益中的“利润”应是“洁净”和“良心”的结晶，它的使用应当公开透明，使广大民众以多种形式直接受益。
经济体制及承载运营的生产力是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並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国企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经济基础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国企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国企的主导性在于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重视和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努力起到正面方向的示范带动作用 ，在于以奉献为荣、力担兴国富民利天下的责任，还在于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努力掌握战略性高端性生产力的革新和创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会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对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都作了精准深刻的阐述。全会就全面系统深化改革、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了历史性的安排。在党的坚強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毛泽东语），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不畏艰难险阻、真抓实干，伟大的纲令就会成为壮丽的伟业和辉煌的现实。（秦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