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著名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今天，很多人还记得梁漱溟，可能是因为他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从1938年第一次到延安拜访毛泽东开始，梁漱溟和毛泽东，这两位同龄人之间的交往，总是免不了争论。争论人生的哲学，争论中国的道路，直至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就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公开闹翻”。其实，除了这些“金刚怒目”之外，梁漱溟更多的，是他的“菩萨心肠”——他对后辈从不说教，更是罕有批评；对当年批判的胡适、陈独秀乃至抄家的红卫兵，他都不记仇，说“我是没有敌人的”。而他穷尽一生去追问的“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时至今日，有着更加鲜明的现实意义。

■时间：2013年10月20日

■地点：腾讯书院

■主持人语：

10月20日，腾讯书院联合外研社，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举办梁漱溟诞辰120周年纪念讲座。著名汉学家艾恺、梁漱溟的孙子梁钦东、梁钦宁以及国内梁漱溟研究专家许章润同台展开对谈，追忆梁漱溟先生的性情人格与学术智慧，现辑录演讲精要，以飨读者。

《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的一本书，这话原是有出处的。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艾恺：

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还是最近的儒家？是思想家，还是活动家？

（艾恺美国学者，曾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上世纪70年代，艾恺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第一部关于梁漱溟的系统传记《最后的儒家》，从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来理解和分析梁漱溟。该传记于1979年出版，获美国“东方学奖”，艾恺也因此成为梁漱溟研究领域第一人。此后，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艾恺的学术生涯）

时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稍微改动一下我原来对他的界定。

近几十年在国外介绍梁漱溟的时候，经常称其为哲学家，他在历史上也是以哲学家、思想家而闻名。不过现在我觉得，应该强调他另外一方面的成就，我认为他在历史上最主要的角色是活动家，近似于印度的甘地。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正呢？一个原因是，我头一次访问梁先生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常常跟别人说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实践的人”。他好多次跟我说他不是一个学者，他没有资格当一个学者，但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唯一的嗜好就是思考问题。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1987年11月份，1988年6月份他就去世了。他这样讲过，“我不单纯是一个思想者，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就是拼命干的”。在中国文化书院所举办的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梁先生讲这句话时是大声讲、拍着桌子讲的。我现在想说，虽然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研讨他的学术思想，而他本人或许要强调的正是另一个方面：我承认我是有思想的人，不过我不是一个学者，不是坐在书房里看东西、写东西的人，我是在外面干实事的人。

我承认，他的思想有哲学的内容，不过他不是为了哲学而讲哲学，不是为了学问而讲学问。他一生中讲过好多次，他一直强调说，无论写什么东西，无论想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就是针对社会、人类、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想办法解决的。这跟普通的学术性的哲学家可不一样啊！

譬如说新儒学，现在在国外研究这个题目的人，一般也不把梁先生放在新儒学范畴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坐在书房里看东西、写东西的人，不像他的同事，或者熊十力的学生牟宗三，或者牟宗三的学生杜维明。梁先生前后也不过是在北大教了七年书，很快就走了，再没有回到学术界去。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修改一下我原来对梁先生的界定。

第二个要讨论的问题，“最后的儒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杜维明好多次问我，你说梁先生是最后的儒家，那我算什么呢？英文中的“The last”，是会引起人的感情的一个词，有点浪漫的味道。“The last”另外一个意思是“最近的，上一次的”。把他解读成最近的一位哲学家，这跟梁漱溟的思想没有关系，我说的“最近”，也不是指什么主义，是指他的行为，他是道德外化的名副其实的儒家。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现在把“The last”改成“The latest”也许比较合适，这样也不会引起各类的误解了。

还有一点要强调，梁先生和他的父亲梁济太相近了，他们共通的地方太多了。而这可能与梁济的言传身教有关。有几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梁先生把自己的一些零用钱弄丢了，那个时候他是八九岁的样子，他跟家人闹了两天，到处问“谁看到我的钱了”？他父亲很快就在院子里发现，梁漱溟是把钱遗忘在一棵小树上了。不过他没有责备梁漱溟，而是叫过来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小孩在院子里玩，玩着玩着就把钱放在树上了……还有一次，梁漱溟的母亲快要去世的时候，躺在床上。梁先生宣布自己已经下了决心，要做和尚，绝对不要结婚。他母亲拉着他的手流泪，求他不要这样。可梁先生还是没有改变主意。第二天父亲给他写了一纸小信，告诉梁漱溟不必太在意母亲的表现，她自己是自私的，因为她要孙子，“我还是劝你，你要保存自己的理想。你要保持你自己的思想”。

梁先生有两个口号：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他父亲更是这样的。梁先生是一个活动家，他父亲也是个活动家。他父亲跟他一样，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心里面有什么道德标准，在外面就怎么做，他也是独立思考的。梁济先生很早就有了爱国这个观念，早在1880年，他已经知道关心中国这个国家的命运了。那个时候有这种观念的人少得很，他的朋友、同事们都没有他那种爱国之心。他一旦有了爱国之心，也不是光在房间里看书、写书的。他要到外面采取行动。他的活动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办报，据我所知，他是在北京最早创办现代式的报纸来宣传爱国主义的人；第二个办法是用京戏，自己编了一些京戏，或者修改了旧戏的剧本来宣传改革、宣传爱国；他的第三个活动是成立了一些帮助孤儿、帮助失业者的机构，就在北京。

梁漱溟先生其实在11岁的时候已经到外面活动起来了，他显然受到了他父亲的熏陶而采取这样一个对社会的态度。那是标准的、儒家式的君子之态，即我对社会、甚至对人类都有责任感。梁先生1905年时不过是个小孩，却走上街头抵制美货，那算是最早的民众或者学生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他就参加了。

几年后又开了国家代表会，各界代表在北京开始讨论宪法。梁先生虽然年纪还很小，每一场讨论他都去旁听。后来他参加了同盟会，民国成立以后，他当记者跑到南京去采访。不过，那个时候他遇到了最严重的精神危机，两次试图自杀，之后回家一心研究佛学。只有那两年半他远离了活动，一个人在房间里专心研究思考。

不久后他又活动起来了，当了国民政府一位部长的秘书。虽然蔡元培聘请他到北大任教，但当时他没有答应。直到张勋进了北京，民国政府运转不下去了，他才接受北大的职位。一到北大，他便带来了一个写成的小册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可不是什么学术作品，而是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出来救国、救老百姓，让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避免当时的内战。他不是唯一一次采取这样的态度了。

他的北大教授只做了几年，1924年他就走了。他是一直在寻求中国的出路，也是在想办法保护中国固有的好的东西。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那个时候唯一为中国文化辩护的书。他真是独立思考的人，跟他父亲一样，没有伙伴，就是一个人这么做。

他最后想出的救国办法叫乡村建设。他从1931年到1937年在山东邹平办了一个实验县政府，也是一个乡村实验研究院。他很快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上的领袖。到抗战一爆发，他参加当时的政治参议会议，提出一些解决面临问题的办法。只是国民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计划。1938年、1939年他回到日本占领区了解情况，也去了延安和毛泽东讨论抗战救国之路。

40年代他发起了民主同盟的前身组织，还跑到香港去创立了这个组织的报纸《光明报》，抗战结束了以后，他在国共两党之间，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

从幼到老，梁漱溟先生一直是在活动，所以我才修改了自己原来对他的界定。我确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不过我觉得再过100年，回望他在历史上的角色，人们在思想家之外，更会记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活动家。

梁钦宁：祖父教育后辈 从不说教

（梁钦宁 梁漱溟先生最小的孙子）

祖父诞辰120周年，他的著述的读者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想来他的思想是鲜活的、深刻的、引人反思的。

我下面想同诸位分享他的一段话。这段话来自他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结尾处：“我相信凡是人都会自己去走对的路的，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说，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力去压下别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见；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尽管可以陈述，但不应该强众从我。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的路，如果真要靠我一人去纠正大家，即是已足表明此事之无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直觉上都自然会找到对的上去。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结果是终究要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忧愁这世界要愈弄愈坏，也是错误。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同我极不对的话，都任凭去说。说了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步，便可以顺次去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

这是我祖父在93年前写下的一段话，引我感慨。他的这些想法，在当下依然值得我们回味。其实当下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依然是那个样子。所以他的思想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曾经说过，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我想今天或许可以换句话说，真相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力的孩子，它终将有一天会穿越疑雾走到我们面前。

由于跟梁漱溟先生有这种亲缘关系，这让我能够多了解一些真实生活中的他。下面我就向大家介绍我所知道的生活中的梁漱溟。

首先，我的祖父教育孩子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年轻的时候口重，喜欢吃咸，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经常看我往饭菜里加酱油。他没有批评我，而是找到一本科普的书，拿红笔把题目勾勒出来，让我看。当时的情形现在还历历在目。那天我在客厅做俯卧撑。他说，钦宁，你抽空把这个看一看。我拿起那本书看，他用笔圈上的题目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就是“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我看完那篇文章之后，自然了解了其中的道理，也就开始自觉地改变我的这种饮食习惯。

他对人、对事物都是非常包容和宽容的。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大概是1984年、1985年左右，西方的舞蹈形式刚刚进入中国。我们父辈那个年龄段的人都对其很反感，认为这样的舞蹈代表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但是年轻人就喜欢这个，挡不住。我在学校也学了一些招式。回到家中，仗着自己是最小的孙子，胆子比较大，我就表演给爷爷看。表演完了我问，爷爷，你喜欢吗？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扶了扶眼镜，莞尔一笑，“你喜欢就好”。

再讲一件小事，“文革”抄家时我年纪还小，才两岁。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从父辈、亲戚朋友口中得知了当时我们家的一些情形。后来有一次我曾经问过祖父，“爷爷，‘文革’抄咱家，您生气吗”？当时他回答了三个字，简简单单，“不生气”。我当时很不理解，立刻追问“为什么”？他说，“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跟他们生什么气”。

我觉得他把孔子的思想融汇到了自己的生命中，由此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1981年他给我写过一封信，我现在念给大家听：“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意亦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自主，自然不贪，祖父手字，1981年7月12日。”他教育孩子从来是简简单单、三言两语，但每每都会引发我们的思考。

我父亲在小时候有一次考试，考得不及格。补考通知书寄到我祖父这里，我祖父看了看，就直接交到我父亲手里，一句话没有说。我父亲看过也自觉很有愧，提前结束假期回到学校去补考，并且还考了很高的分数。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当时补考的那门课是地理，而他以后学习期间最擅长的一门科目就是地理。这其实就是“君子行不言之教”，对今天的家长们也不无借鉴。

我还想讲一下祖父对新文化的态度。当年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对他不无非议，这很正常。但是我祖父曾跟我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他觉得新派视他为障碍物，他感觉很难过。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也不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他就是强调“和”，我们可以和而不同，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但是这个“和”不是大家去附和，而是大家求共和。

梁钦东：即便是看书也不要贪

（梁钦东 梁漱溟之孙）

我祖父的书我基本上也都看过了，应该说有一些体会。

首先，大家看他的书可能还要看得更仔细一点，这样就能更好地甄别外界关于他的评论和标签，比如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看上去他讲的是孔孟之学，听上去他也好像是比较守旧的人。实际上呢，他也是主张全面拥抱西方先进文化的人，主张拥抱民主科学的人。

第二，他始终对现代宪政包括公民理念等有着独特见解和深刻认知。比如讲到火烧赵家楼，他一方面坚定地声援和支持整个运动，同时也提到，在法院判定某个人有罪之前他是无辜的，你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强加到别人身上，我们尤其不能以各种革命的名义，以争民主的名义、反列强的名义侵犯人权。1970年，他看到把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宪法，心里有非常大的疑问，他继而把这个疑问公开提了出来。他认为宪法是限制王权的，在宪法里指定接班人，这完全是跟宪法精神相违背的。

第三，刚才钦宁提到不贪，我补充一个细节。在八几年的时候，因为祖父岁数非常大了，家里人基本上会轮流陪伴他住，像值班一样。有一次我去陪他，他通常休息比较早，大概9点钟就休息了。那次我看书看到夜里两三点以后，第二天早晨他就会跟我说，人就是不要贪，即便是看书也不要贪。

许章润：他为之奔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许章润 法学专家，梁漱溟研究专家）

今天，我们在不断反思中，体味梁先生的行谊与他的思想文字，究竟是为什么？

其一，但凡梁先生所思考的问题、所为之焦虑而奔走的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解决。梁先生用一生探究的，一是中国问题，一是人生问题。重温他的精神遗产，依然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思想之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仁。梁先生一生不以学问见长，却认真思考人生，以一己之行动见于其思考结果。我们常常说立德、立功、立言，梁先生尤其以立德而构成其三不朽之核心。西学东渐，梁先生的诘问是，国人的灵魂往何处安放？我们要靠什么活着，难道我们仅仅靠船坚炮利吗？难道我们仅仅靠钞票过日子吗？自梁先生写出《究元决疑论》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已然有将近百年，梁先生提及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逼迫着我们不得不去重温老人家百年前的教诲，为当下的困苦、困惑找寻出路。

其二，我觉得梁先生这辈人所体现的那种君子人格、圣人情怀和儒者风骨，百年来被摧残殆尽，所剩无多。他一生特立独行，以一己之力奔走大地，为文明、为家国天下而鞠躬尽瘁。他淡泊名利，一生吃素，用则行之，不用则藏之，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我想，这样一种儒佛一体的心智和心性，不仅为今天中国之所缺，也可能是千古绝唱。

梁先生的悲悯情怀来自他的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融为一体。梁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陷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各位，一个儒者讲这样的话是多么沉痛。中国之尊重个人、发现个人、保护个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梁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研究梁先生，拜读梁先生的著作，深感我们对他思想的领会与精神的融通还远远不够。于是，纪念之，咏叹之，继而怀想之，继承之，岂不是我等诸辈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所当完成的任务吗？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延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