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1903—1987），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1951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顾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7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著有《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和《韧的追求》等。图为1963年11月，随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于京都大学留影。

　　对话嘉宾
　　李学勤： 1933年生，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著有《殷虚文字缀合》（合著）、《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等。 
　　陈其泰：1939年生， 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近代史学》（《中国史学史》第六卷）、《 20 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等。 
　　侯且岸：1953年生，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7年至1999年，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思想史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认知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路径》、《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与思想新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合著）等。

　　侯外庐先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中国史学的诸多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他对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荒耕耘，成果辉煌，学林共仰。2013年是侯外庐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此召开了侯外庐诞辰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近日，本报记者就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治学理路等问题采访了李学勤、陈其泰、侯且岸先生，一道重温了这位杰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道德文章。

　　中国学术传统与唯物史观融合的典范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具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今天我们追溯前辈走过的学术与人生道路，探索其方法与成就，了解其学风与旨趣，也正是要保存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与活力。
　　侯外庐先生素以理论见长，我们也曾听闻他对章太炎先生的史学路数推崇备至，李先生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是如何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吸取有益成分的？
　　李学勤：我清楚地记得，侯先生曾跟我谈起，说他的学术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章太炎治学方法的影响。我们知道，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他不仅精于考证，而且谙熟古代思想研究。正因为如此，章太炎的许多著作虽然都是从学术史入手，但表现出的学术眼界却是非常广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侯先生的研究路数与章太炎是一致的。侯先生注重理论，这一点对我也有极大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研究都要搞理论建构，也不是说所有研究都需要贴上理论的标签，他的本意是不管做什么问题的研究，都需要一个比较宽广的理论视野。
　　陈其泰：侯先生对于理论和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得到很好的说明。侯先生曾在有关论著中专章讨论章学诚的思想。他认为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原道》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原道》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这是说“道”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同时也包括学术的指导思想。章学诚用四个字来总结“道”的特点，即“渐形渐著”。他认为人类离开混沌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就有了最早的分工，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于是开始选举首领、形成国家。所以“道”既非天生之物，也不是由圣人创造的，而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步步形成，并被发现、总结出来的。侯先生非常重视章学诚的上述思想，他认为章氏似乎已经洞悉到一些人类历史由原始公社演进到国家社会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侯先生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发前人所未发，对章学诚“道论”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也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先生还特别注意考证，能否为我们谈谈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和见解？
　　陈其泰：是的，侯先生非常强调学者的考证功底，他对王国维、郭沫若的推崇就与此不无关系。他对研究总是抱有决疑态度。决疑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实事求是，充分占有材料，发掘材料，在材料上不可遗漏。一切言论证据都必须建立在材料基础上，不尚空谈。第二是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要严密考证，用怀疑的态度、严密的方法、科学的眼光解决问题。侯先生就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的。我们现在的学风有时比较浮躁，很难产生像侯先生著作那样的成果，这就是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大家一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您觉得侯先生作为“五老”之一，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李学勤：我主要从个人方面来谈一点看法。在我们通常所讲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中，只有侯先生是专门做思想史的。他整个的学术路径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他最早学习法律，到法国之后开始翻译《资本论》，所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从经典的学习、翻译入手的。后来他接续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传统，一开始还是讨论社会史的一些问题，但是很快就转到思想史领域，从思想史角度反过来再看中国社会史，所以他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等，这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密切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这样做的人其实并不多。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出发，将它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从思想史反观社会史，这就是侯外庐先生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独特之处。
　　陈其泰：我认为侯外庐先生的治史方向对我们有启发意义，那就是他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今天仍然要重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规律，研究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整个发展，吸收了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文化多方面的优秀成果。所以它是一个科学体系，其基本原理极具科学性，对我们很有启发性。马克思主义是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它揭示了各个民族的共性。每个民族又有其独特性，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但是不应该刻板地将它教条化，直接将从欧洲社会中总结得出的一些论断拿来就用。相反地，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资料和实践相结合，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二者相结合。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对我们史学界的发展有很大作用，这方面，侯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早熟的”文明“小孩”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在其著作中提出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判断，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有它的早熟性，走了一条与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侯外庐这一观点的科学价值？
　　李学勤：要对侯先生的这一观点进行评价，首先需要了解现代学术史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国的社会史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一个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苏联、日本等地兴起，并于1930年前后传入中国。1931年，在苏联举行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会之后，相关讨论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已基本结束，而中国的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其延续，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相关，换句话说，是和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密切联系的。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据我的体会，侯先生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奴隶社会的一种特殊发展途径，这个途径的特点就是早熟，即没有充分摆脱血缘因素。关于这个问题，张光直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明起源的“连续与断裂”理论，与侯先生的论点相当类似。
　　陈其泰：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的途径与古代的希腊、罗马不同。希腊、罗马是属于“古典的古代”，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二者在本质上都是奴隶社会。“古典的古代”走的是“革命”的道路，“亚细亚的古代”走的却是“改良”的路径，他说“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典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按照这一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对于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是适用的，但是不同的国家、民族却有不同的途径。
　　对于侯先生提出的这些理论主张，白寿彝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是侯外庐史学成就的代表之作，“反映了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外庐同志的著作是这个阶段的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张国家产生的标志之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后来我们根据中国等地历史的实际补充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地域因素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可以产生国家。现在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观点？
　　李学勤：这里其实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侯外庐先生当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对这一学术话题的认识。应该看到，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所拥有的条件与过去已经大不一样。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在今天的条件之下，利用新的材料，进一步把普遍原理的探索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
　　陈其泰：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古代希腊、罗马是属于“古典的古代”，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在“古典的古代”，国家产生以后，氏族制就不存在了，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缘关系为单位。而在“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到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社稷”。殷周之际，社会有了新的内容，却保持了旧的氏族制的形式，使血缘关系在长期中国历史中造成很深的影响。这就提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侯外庐所阐述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学者认为：“侯先生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乃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真正秘密所在，它是把握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钥匙。一切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特征，都可以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重视道德，以“孝悌”为中心，重视“中庸”等，这些特点都可以由侯外庐所提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得到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道德规范具有宗法制度和血缘关系的特色。这是中国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映。既然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特征，甚至是它赖以建立的基石，那么以孝悌为核心的维护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自然在中国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

侯外庐学派与中国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先生，听说您当年进入历史研究所参加工作还与侯先生有关，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段经历？
　　李学勤：我是清华大学哲学系1951级的学生。1952年夏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梦家先生将我和北京图书馆的曾毅公先生一起借调到考古研究所，参加一项甲骨文材料的整理工作。该项任务完成之后，考古研究所想让我留在所里工作，但因为其他原因，我又遇上了另外一个机会。我业余曾为一位革命华侨辅导古文，侯外庐先生得知这件事后，他对我很感兴趣，让我去见他。见面之后，侯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到历史研究所来工作，我高兴地答应了。这就是我到历史研究所工作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先生对后学的年轻人真是爱护有加。我听说侯外庐先生通过改写一句古诗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重视，好像是龚自珍的《己亥杂诗》？
　　李学勤：是的，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名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侯外庐十分喜欢这首诗，不过他认为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足，不能仅仅依靠天公“降人才”，更重要的是用人者要善于发现、遴选和擢举人才，因此他把原诗的末句改为“不拘一格起鸿才”。当时，围绕在侯先生周围工作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大家一提到侯外庐先生，就会想到侯外庐学派，这不仅是对他治学思想的一个传承，也是对他培养大量人才的一个肯定，陈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陈其泰：以侯先生为主，在其身边团结了一批与之志同道合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学派：侯外庐学派。从侯外庐创建学派以来几十年的实践情况来看，我认为学派确实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有利于学术攻坚。在20世纪40—50年代，以侯外庐为首的学派，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在70—80年代，又在其计划与指导下完成了《宋明理学史》。这两部书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是侯外庐学派的巨大贡献。二是有利于学术传承。三是有利于学术竞争。正如我们不能要求玫瑰花放出与紫罗兰同样的芳香，学派各有特色，彼此相互启发、促进，这对于社会科学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学者能从侯先生的治史方法中学到什么？
　　陈其泰：“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恩全集》）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无法离开当时的时代条件，研究者必须把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状况了解清楚之后才能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学说有正确的理解。反之，将各个时期的思想学说的特点解释清楚也会有利于我们认识其产生的历史时代。侯先生在此方面非常出色，他在治史方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就是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
　　中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既不能生吞活剥，也不能削足适履，要知道这个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精华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优良传统是相通的。我们发掘这些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对于促进当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紧密结合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听说侯先生对他的学生既爱护又严厉，他总是很巧妙地引导学生向其各自的长处发展，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李学勤：是这样子的，侯先生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提法，叫做抓“生长点”。他对年轻的后辈学者有一个规范的期望，你哪一方面不够，他就指出哪方面的不足，但是他从来都是正面提出，从来不说这是你的缺点，而是说这是你的“生长点”。“生长点”的提法是非常巧妙的、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非常喜欢古文字、古籍，他非常肯定我的爱好，但是同时也提醒我必须要重视理论。按照他的提法，理论就是我的“生长点”。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他曾对全所的年轻人说过：“你们青年不仅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同时还要做一个红色的社会活动家。”我想这就是侯先生对我们的期望。他本人正是这样，既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红色的社会活动家。

侯外庐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听说最近侯先生的文集也在筹备出版中，他的《中国思想通史》也已出版多年，至今仍有相当的生命力，依然是很多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您怎样看待它的当代价值？您认为他的学说在当代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学勤：我认为《中国思想通史》的价值与地位在整个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历史上是不能抹杀的，其中的精华以后还会传承下去。任何一项科学的成果，都只能是历史上的一个环节，《中国思想通史》当然也有时代局限性，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当时我们所作的分析评价，也许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这也说明它只能是一个环节，但是这个环节是不可少的，它对以后的影响还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中国思想通史》这部书还应该继续印下去。它对今天学术研究的意义首先就表现在如侯先生所提倡的那样，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读者从这部书中得到的并不只是思想史方面的知识，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透过思想看社会发展的历史，这就是它在方法上的独特意义。
　　侯先生的工作继承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统绪，侯先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继承这个统绪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这也是1950年代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先声。侯先生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前承中国社会史论战，后启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十分重要。
　　陈其泰：包括侯外庐先生在内的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整个20世纪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整个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使中国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今天研究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的治学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这对今天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治史方向上，我们可以从侯先生的成就中得到很好的启发。尤其是两点，一是思想史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古代唯物主义优良传统。这个是侯先生组织《中国思想通史》编写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其中优良的、精华的部分发掘出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新成绩的一个动力。二是发掘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的。这个学说并不是一般的舶来品，它是马克思、恩格斯详细研究人类历史，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良成果之后创造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东方民族可以接受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思想，古代的唯物主义虽然没有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高度，但它是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
　　今天重新研读侯先生的著作，对我们在治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发掘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即用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新鲜理论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摒除教条主义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我们当代的青年学者可以从侯先生的品德、文章中汲取怎样的养分？
　　李学勤：无论在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方面，侯先生都留给我们非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值得当代学者认真学习和继承。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在历史的伟大运动中起一定作用，生命就是有价值的。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我们如果能为民族的复兴多做一点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在这点上尽一个环节的作用，就是好的。如我刚才说过的，任何的科学工作都只可能是一个环节，真理是没有穷尽的，它总是不断发展的。如果能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我们就应该知足了。

永远的追忆 学术的传承 

　　侯外庐先生视弟子如家人，其谆谆教诲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他所关爱的年轻学者。而生活中的他，又有着怎样的长者面孔？今天我们就与侯外庐先生的长孙——同为学者的侯且岸先生一起追忆这位长者是如何在生活中言传身教，使学术的传承如星星之火接续流传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且岸先生，您作为侯外庐先生的长孙，同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文史学者，能不能从您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的侯先生呢？
　　侯且岸：我祖父生活在一个中国学术从“旧学”到“新学”转变的时代。当时，新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成熟，祖父幼年生活的地区仍是非常封闭的。他曾提到，小时候在私塾接受初蒙教育，后来到永济学堂才开始接触到一些新学的东西，例如数学。新学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作为一名当时的年轻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也曾想过留学日本，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而转赴法国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开始关注您祖父的学术史的？
　　侯且岸：我是到西北大学随张岂之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后开始萌发对祖父的过去，包括史学研究的兴趣。由于我长期做李大钊研究，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中共早期较少有人重视理论方面的探究。我祖父是一个例外，他从翻译《资本论》入手，关注理论的探究和哲学的思考。他的理论视野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成为我一度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当我发现他和李大钊的关系后，感到非常兴奋，这一发现促使我开始对祖父的学术情况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过李大钊先生对侯外庐影响很大，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侯且岸：我的祖父有很强的理论兴趣。我认为这个兴趣是有人激活的，而李大钊就是他的引领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一直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并且影响了大批青年学生，我祖父侯外庐就是其中之一。据他回忆，他在留法前曾多次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指教。我对李大钊有过一定研究，我认为李大钊有强烈的理论兴趣。传统的中国文化缺乏一种西式的逻辑思维，在旧学传统教育培养的中国人身上，很难生成西式的逻辑思维和理性。但是李大钊的文章是富有逻辑性的。章士钊就曾高度评价李大钊“温文醇懿，神似欧公”，认为他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和欧洲知识分子相媲美。所以我认为他从李大钊身上受到一定的感染与影响，使他不满于理论的贫乏，表现出与其年龄不大相符的理论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侯外庐当时翻译《资本论》花费了巨大精力，后来他转向史学研究，成绩斐然，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关系？
　　侯且岸：通过十年翻译《资本论》，侯外庐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从翻译中收获很多，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他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资本论》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同时，我还觉得这是跟他所处的时代相关。我曾以抗战时期的学术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写过一篇文章来探讨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展情况。通过研究，我发现当时有一代人，他们出生在20世纪初，求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五四”之后，他们纷纷出洋留学，到30年代左右回国，在40年代纷纷成名。他们后来成为各个学科领域中泰斗式的人物。例如我祖父、王亚南、贺麟等。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时代所造就的。留学使他们得到一个难得的国际视野，回国之后，他们又将这种国际视野与深厚的中学底蕴根基结合起来，真正达到中西融合的境界，所以令他们成为大家。我祖父翻译《资本论》后，在40年代，一下子就发表了很多影响深远的作品，这说明他的积累到一定时期，就会爆发出来。他翻译《资本论》时，涉及了大量其他学科，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构架，为他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思想史研究涉及许多跨学科的知识和视野，往往需要非常广博的学术背景才能做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的史学研究既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也是他学术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同时，他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还保持着一种天真和执著，并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侯外庐先生对自己家人在教育方面有什么要求？他对您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有影响吗？
　　侯且岸：我觉得他在学术方面确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对我们并不严厉，他并没有给后代施加什么压力，也不是非要我们继承他的学术。所以他的子女有做科学研究的，也有做其他工作的。他很随和，并不是一个把自己观念强加给子女的人。但是我自己走上研究之路，当然受到了他的熏陶和影响。因为耳濡目染，我很早就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这使我后来尝试着做了一些研究。如果说做多年研究之后，有什么特别心得的话，我想还是祖父所概括的那三个词，即求是、决疑、自得。我是在学术研究中逐渐体会他的这种学术品格，走出自己的“显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照片上看好像侯外庐先生总是不苟言笑，您觉得他在生活中也是很严厉的人吗？
　　侯且岸：一般人可能会认为我祖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他确实有严谨和严厉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充满慈爱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人，富有理性，且不失仁爱和慈祥。我最大的感受来自他在教育方面给我的印象。他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有时学生吃住都在家里，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员、学术上的知己。他对学生有着发自内心的挚爱。这种爱不是像对孩子的宠爱，他也是很严格的。但是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特点，因材施教，鼓励学生扬长避短，向自己的专长方向自由发展。

　　（本报记者 刘芳）

侯外庐生平大事
　　1903年，生于山西平遥县西王智村。
　　1923年，入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
　　192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
　　1927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同年，在巴黎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并主编《赤光报》。
　　1930年，归国，任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32年，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出版。
　　1934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
　　1936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西安等地活动，参与创办临汾民族革命大学。
　　1938年，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
　　1939年，发表《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的学术运动》、《社会史导论》等。
　　1943年，出版《中国古典社会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
　　1944年，发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考》、《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东方古代文明理解之钥匙》、《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等。
　　1945年，发表《章太炎关于民族、民主的政治》、《古代文献最初发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考》、《王国维古史决疑的诸范例》、《中国古代氏族专政与政治起源》、《中国古代氏族专政的修正与否定》，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下卷）。
　　1946年，主编《文汇报》之《新思潮》周刊。
　　1947年，发表《人类思维及哲学思想的发生》、《我怎样研究中国古代史》、《汉代社会新论》，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下册），《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与杜守素、赵纪彬合著）、《中国古代社会史》。
　　194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1950年，发表《中国思想通史——中古编序》、《五世纪末唯物论者范缜研究》、《关于学习社会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出版《汉代社会史绪论》。
　　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发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适用于古代中国问题》。
　　1956年，发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出版《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1957年，发表《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源于秦汉之际》、《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出版《中国思想通史》（一、二、三卷）（增订本）。
　　1959年，发表《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十六世纪中国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出版《明道编》序、《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
　　1963年，发表《柳宗元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不同哲学流派及其发展》，出版《中国哲学简史》。
　　1978年，出版《中国近代哲学史》。
　　1979年，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
　　1980年，出版《中国思想史纲》。
　　1985年，出版《韧的追求》（回忆录）。
　　1987年，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