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上海书展。资深品牌专家陈小云在展会上举办了一场《给孩子讲〈论语〉》新书见面会，这场关于亲子阅读经典学习之道的分享，由于陈小云逻辑严密又生动有趣的讲解，吸引了过往读者。
令人意外的是，这部作品的诞生，其实缘自一次偶然的聊天；作品出版的过程，既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也见证了一位有担当的出版人在培育作者、发现选题方面的眼光和胆识。自首印至再版，十二年来，从《教女儿学〈论语〉》到《给孩子讲〈论语〉》，作品累计发行十几万册，悄无声息地成为这一领域颇有口碑的实力畅销书，这是令陈小云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中华读书报：在今年的上海书展上，团结出版社新近推出的《给孩子讲〈论语〉》一书受到读者热捧，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缘起。
陈小云：其实这部《给孩子讲〈论语〉》的前身，书名是《教女儿学〈论语〉》，同样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而《教女儿学〈论语〉》的“前身”，则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现实版教女儿学《论语》。
先说现实版吧。那是2004年的某一天，读小学的女儿在家背语文课文，不到十分钟就背下了一篇三五百字的课文，当时就想，这么好的记忆力，与其背两天后就失去意义的课文，不如背二十年后对她还有点意义的课文。可是背什么呢？搜索、筛选、纠结了许久，最后沉淀下来的，居然还是《论语》。于是便和女儿有了这个“约定”：每天花半小时；每次读一章；每章读二十遍后，正式背一次；每天读之前，对意义进行简单讲解、讨论；一年完成。
为了激发兴趣，训练思维，在讲解《论语》时还采用了以下方法：一是引导孩子大胆发表看法，不论对错，都予鼓励；二是结合身边事、学校事、社会事，东扯一下，西扯一下，拉近经典距离，启发思路。没想到的是，对孔子全无“成见”的90后女儿竟也会时不时的对《论语》中的人物和言论发表看法，提出疑问，有些傻傻的十分有趣，有些则颇为出人意料，不但在传统的注疏中找不到答案，更会逼使你去思考怎么回应，也逼使你换一个视角打量这部诞生于2500年前的经典。不久之后便形成一个想法：如果以父女对话的形式写一部解读《论语》的书，一定会展现不同的视角，在《论语》解读史上或许会别开生面呢。那份“约定”大概花了七、八个月顺利完成，接下去便尝试着以父女对话的视角和形式，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是怎么和团结出版社结缘的？能谈谈您和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有何体会？
陈小云：当时书稿写得七七八八，正希望有同好可以讨论，以便确认价值、提振信心。记得是2006年的一次偶然聚会，团结出版社的梁光玉社长恰巧邻座，看似不经意的问起写作计划，我说正尝试用一种新的视角写一部解读《论语》的书，结果可想而知——梁社长闪现了犹如猎手发现猎物的眼神：既出于职业，也出于志趣，既出于外在的市场判断，也出于内心的人文关怀。其实在当时，《论语》在社会上还只处于常温状态，远未达到后来的热度。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感觉到，梁社长对这部书稿的兴趣，更多的是对作品的视角、所采用的写作方法及价值本身的认同，其中包含了市场预期，但基于志趣和情怀的驱动，显然更为天然和本能。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他，经过文化热和市场热的双重洗礼，文化底色犹在，这是那一代学人身上最难以被磨洗掉的品质，相比当时熙熙攘攘的出版商，倒是更像旧时秉持着“为文化续命”的责任感、具有文人风范的出版人。
中华读书报：这一点很令人感慨，这种与作者平等对话的能力，以及对作品的具体引导和培育，正是现在很多出版社的编辑缺乏的。
陈小云：再举个例子吧。这部书稿的原名是《教女儿背〈论语〉》，意在强调像《论语》这类经典，不熟读简直等于白读。后来梁社长和我讨论：是否可将“背”字改为“学”字？记得他讲了两条理由：一是从文化层面讲，“教”与“学”二字，正是《论语》的核心与精髓；二是从读者层面讲，有“背”《论语》需求的毕竟是少数，更多读者需要的是“学”。这一字之改，很有些令人豁然开朗。所以在初版后记中写道：“本书的书名虽然是《教女儿学〈论语〉》，但‘教’的过程实在也是‘学’的过程。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对于《论语》，也许永远都是这样。”而且此后，关于《论语》的“教”与“学”问题，便一直盘踞在脑海。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出版是什么时间，第二版修订了哪些方面？
陈小云：《教女儿学〈论语〉》初版于2007年1月。不出梁社长所料，由于本书解读《论语》的视角和形式比较独特，加之出版社的有效推动，收获了不少读者的肯定，以至于成为出版社的畅销书。2015年1月就出了第二版。这是一个修订版，书名依然是《教女儿学〈论语〉》，由于初版的基础还行，所以只是对字词注释、白话译文以及文史背景的交待，有不明确、不准确处，经过斟酌，作了一些小规模增删调整。
现在看来，这部书的生命力还蛮强。第二版出版后，记得有读者在留言栏中写道：“十年前自己读，十年后教孩子读。”互联网时代有个好处，读者对于作品的反馈，你很快就能直接看到。加上出版社有自己的一套市场跟踪调研以及针对性的推广机制，使得重点书籍的生命具有了延续性。今年5月，这部书又以《给孩子讲〈论语〉》为名推出了新版。
中华读书报：这部书改名为《给孩子讲〈论语〉》，又有什么故事吗？
陈小云：这也是出版社的市场机制发挥了作用。由于《教女儿学〈论语〉》全书四十余万字，其中《论语》原文是重点，排版相对疏朗；对话体的解说文字作为辅助，字体较小，加上作为附录的《论语地图》《孔子简历》《孔子弟子索引》等内容，全书四百来页厚厚一册，分量颇重。根据读者反馈，发现两个意外问题：一是该书的书名，引起不少家长误会，以至于询问出版社这本书“儿子可不可以读”；二是这本书在很多家庭，往往是父母与孩子一起边读边讨论，如今厚厚一册，加上解说文字偏小，亲子阅读颇不方便。为顺应读者需求，出版社对原版作了调整：一是将书名改为《给孩子讲〈论语〉》，以消除男生是否可读的疑问；二是将解说文字的字号放大，并将原来的一册分为四册，以利于亲子阅读。据梁社长说，这次改版，加上出版社在营销手段上的创新，使得这部书在长销十余年后，引发了读者又一波的关注热潮。
中华读书报：还有后续合作吗？陈小云：《教女儿学〈论语〉》刚出版不
久，与梁社长聊天时，他又一次看似不经意的问：下一部打算写什么？我毫无准备，就半开玩笑地顺口说道：下一部可以写“教儿子学《孙子》”。梁社长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情怀：这题目有意思，可以和《教女儿学〈论语〉》配对，一文一武，有文事必有武备，什么时候交稿？由于当时只是兴之所至冲口而出，并未考虑周全，所以未敢贸然应允。尽管《孙子》早就读过，不可谓不熟，但写书还是另一码事；何况那得完全向壁虚构，不像《教女儿学〈论语〉》那样有现实基础。梁社长对此表示理解，同时又给予了略有夸大之嫌但也十分到位的鼓励。而真正决定写这部关于《孙子》的书，是在断绝网络、猛读了两三个月的兵法以及相关书籍后，才确定方向并动笔的。
中华读书报：《教儿子学〈孙子〉》采用的也是对话体，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书稿的解读角度和独特价值？
陈小云：关于解读视角，在这部书稿的序言里曾这样表述：“《孙子》是一部兵书，也是一部社会和人生的寓言。面对纷乱的生存环境，孙子教导我们拥有怎样的精神状态，怎样观察，怎样判断，最后，怎样行动。”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大局观、攻击性、方法论、行动力。这四个视角，自以为不仅是《孙子》的精髓所在，也是《论语》一路注重内修的儒家文化所缺失的。《孙子》所长，正可以补《论语》所短。学习《孙子》，不仅有助于人格的全面养成，亦有助于将来面对人生的挑战。加之十多年前，男生的女性化、阴柔化倾向已开始显现，尽管还没有今天那么严重。为男生的成长注入一点“男人”元素，也是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吧。
梁社长非常认可这个视角，认为这已不是单纯地解读古代经典，更是有益于社会人心的写作。2008年1月，对话体《教儿子学〈孙子〉》出版，2015年1月略作修订后再版；而且在2017年，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还给这本书颁发了一个“第三届中国孙子兵法研究成果奖”的提名奖。由这件事，也可见梁社长鼓励作者的手段，以及挖掘和培育作品的风格和能力。最后补充一句，这部解读《孙子》的著作也将改名为《给孩子讲〈孙子兵法〉》，并改版为大字分册的形式于近日推出。（本报记者舒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