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丁纯

从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到南非，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今年曾此起彼伏地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委内瑞拉、土耳其、阿根廷甚至出现股、债、汇三杀的危局，拽住了全球的目光。人们不禁要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些国家能够抵御住冲击么？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既是当前世界经济大环境、尤其是美国经济走强、强势美元回归的深刻烙印所致，又是各个具体国家自身政经现状和结构性原因使然。

国际游资大规模回流发达国家

从宏观大背景来看，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荼毒后，经过大规模量化宽松等举措，以及市场出清和经济周期的修复后，走出危机。就连经济恢复最慢、实施量宽政策最晚的欧元区，目前也已经步入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三次接受救助的希腊都正式退出了救济阶段。而美国更是出现了失业率仅4.2%的“繁荣”景象。随着美联储不断升息，甚至缩表，美元由弱转强，出现新一波的强势美元走势。

和上世纪80年代以及1997、1998年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一样，伴随着美欧经济复苏，特别是美元走强，在危机时期从发达国家大量逃离、涌向发展势头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游资，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预期所吸引，出现大规模回流。这无疑导致了危机期间因为深受国际热钱追捧而资金供给富裕的新兴经济体，瞬间感受到强大的资金退潮压力。高比例美元计价的债务导致偿债负担陡增，违约风险冒头。美元上涨和缺乏出口品定价权导致经常项目恶化。通胀上涨迫使加息，使得经济增长失速，进一步衍生资金外逃，形成下行螺旋。

其次，美国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动，提倡“美国优先”政策，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视国际规则为无物，无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和全球协调作用，对诸多国家增加惩罚性关税，这极大影响了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环境，暗淡了未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预期，自然也恶化了新兴经济体所处的经贸环境。

最后，美国利用各种手段，打压新兴经济体，最为鲜明的案例就是土耳其。美土因在中东事务上分歧严重，趁着土耳其经济风险暴露、通胀攀升之际，美国宣布对土输美钢铝制品分别加征高达50%和20%的关税，致使土耳其里拉今年一度下跌逾40%。

总体风险可控，不至于酿成全球性灾难

从出现货币币值暴跌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看，真可谓“幸福的家庭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之所以出现货币暴跌、人心浮动的景象，主要还是和这些国家本身结构性问题，以及与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发展问题密不可分，应了那句资本市场上著名的流行语：“当大潮退去，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

比如，阿根廷比索曾一天内闪崩8%，南非兰特也走势疲软。这一现象的背后均有两国自身的结构性软肋和政经社会爆点。

在阿根廷，政局更迭频繁，政策难以连续。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为赢得民众支持，依赖赤字财政支撑高福利待遇，自身资本盈利能力羸弱，出口产品仍以农产品为主，经济平衡能力差，资本项目欠缺监管。而在南非，经济动荡主要和相关党派提出的经济政策造成社会恐慌密不可分。

面对这样内忧外患的挑战，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将会去向何处？笔者认为，总体应该风险可控，不至于酿成全球性灾难，但要看后续全球政经走势和各国应对的情形，也不能完全排除“黑天鹅”事件的可能。

其一，尽管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风潮的阻击，但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尚可，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平稳，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遭受冲击和货币贬值，给全球和区域经济带来“蝴蝶效应”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不应过度担忧。毕竟这些国家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与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来说都有限，如土耳其所欠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债务，占这些国家对外贷款的比例不大。比如，土耳其欠西班牙的债务只占西班牙银行贷款总额的2%左右，传染连锁效应可控。

其二，与当年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相比，此次遭受荼毒的新兴经济体的相关指标如债务率和通胀率等相对较低，回旋余地不小；且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传染性的警惕，以及积极应对的态度，也较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最后危机的走向取决于相关国家的调控政策、调控能力以及国内外人心向背和国际政经局势的影响。如土耳其政府及时调整了对欧美的政策，提高利率，加强外汇管制，鼓励民众爱国自救等举措，加上其特殊的横跨亚欧、北约成员国和中东要冲的地缘政治地位，使美欧均不能痛下狠手，使危机得到相对缓解。当然长期还取决于其经济结构调整、政局的稳定等因素。